九月份，日系車的產銷大降，既在情理之中，也在意料之中，而且這種狀況還會繼續。主要原因是，這不是一時之憤，也不是少數人之舉，而是中日之間多年根本矛盾的積累和大爆發。有此嫌隙，非一朝一夕所致，故也不可能很快消弭。而且，如果不思考其中的根本緣由并有效地消除，很可能永遠也好不了。

    這件事影響這么大，可能出乎日本人的意料。這是因為日本人有兩個不可思議的想法：

    其一是期冀中日之間可以保持經熱政冷。他們可能認為，中國現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政治的齟齬不會影響到經濟的合作，所以就在靖國神社、慰安婦和釣魚島等問題上屢屢冒犯中國。殊不知我們不是真的只顧經濟不顧政治，我們中國人只是不想表現出錙銖必較、睚眥必報，你一回兩回犯賤，我們不想理你，你要老這樣，一而再，再而三，我們可不是好欺負的。中國人現在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不再“以階級斗爭為綱”了，但民族大義卻是我們永遠也不會忽視的。

    其二是做了錯事，不思悔改。想用溝通和解釋來糊弄。中日之間雖然是一衣帶水，文化中也有很多共通之處，但在服理和服力上有很大差別。日本人可能是由于長期處于狹小封閉的不利環境，所以養成了服力不服理的文化習慣。當年的脫亞入歐、維新圖強；二戰后的唯美是從、沆瀣一氣，都源于此。而中國人長期受孔孟之道影響，卻是服理不服力。別的例子不用舉，只要想想為什么陸港臺兩岸三地乃至海外僑胞，對釣魚島問題的同仇敵愾，就足以說明這一點了。過去是由于弱國無外交，1883年甲午戰敗至1945年抗戰勝利之前，日本對中國是得寸進尺，步步得逞。但現在不同了，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再也不是任人宰割的東亞病夫了。雖然我們講中日友好，講韜光養晦，但我們絕不接受你做錯事侵犯我，不思悔改，只想用所謂的“溝通”和“解釋”來糊弄。時間和態度都不能代替領土和主權，我們一定要讓日本嘗到做錯事的苦果！

    回顧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中國汽車工業發展的歷史，其實也可以看出，中日汽車產業的合作，一直受兩國關系和兩國人民感情因素的影響，發展得并不順暢。改革開放初期，日本三大公司對在中國投資不積極，僅大發、鈴木、五十鈴等幾個較小的公司開展合資合作，以至于與歐美相比，日本汽車在華的大規模合作晚了10-15年。2000年前后，日本大公司決定加快對華投資，但注重整車，不愿意把最先進的最核心的零部件移到中國，不是留在日本，就是投向泰國及東南亞其他國家，以至于去年前有地震海嘯，后有泰國水災，致使日本汽車業雪上加霜。去年地震海嘯后，我曾和日本汽車業界不少人討論過加快把其汽車業的核心部件轉移到中國生產的問題，得到的回答多是支支吾吾，王顧左右而言他，這我就明白了，日本人對中國，骨子里有不信任和恐懼。其實，中國人對日本汽車也有疑慮，日本汽車品牌在華的美譽度，比不上其他同等歐美品牌，也比不上它們在世界其他地方。說明白一點，就是不僅僅是現在日本汽車在華的業務受影響，其實是一直受影響。日本汽車業如果希望在中國獲得和在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樣的成功，必須以兩國關系和兩國人民感情友好為前提。

    當今世界，經濟一體化是潮流，地區合作是推動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中日韓三國的經濟合作和自由貿易談了很多年，一直進展不大，遠沒有達到美加墨北美合作的效果。其中原因當然不止一個，但我認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日本對二戰的態度不正，政治影響了經濟，影響了東亞的和諧、穩定與合作。如果日本人民想過好日子，日本政府想振興經濟，首先必須正視過去的戰爭罪行，在認錯的基礎上搞好鄰國關系，不要再做脫亞入歐、唯美是從的美夢。想想看，在當年日本經濟蓬勃發展的時候，因為威脅到了美歐，一個廣場協議把日本經濟打回原形，二十年翻不過身來。日本是資源匱乏的國家，在海水不能變成石油之前，日本經濟發展的根本出路在于區域合作。現在若不改弦更張，你就凈等著由一流國家滑向二流，二流滑向三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