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有差距，是現實，對于這個現實我們是有心理承受能力的，也是能夠接受的，而我們之所以對這個收入差距耿耿于懷憤懣不已，其真正原因并不僅僅在收入遲遲不能提高上，還在于我們認識到：收入，差距不僅在數字上，還在顏色上！

　　正常的工資、福利等收入是白色的；貪污受賄等非法收入是黑色的；介于合法與非法之間的收入是灰色的；還有榨取別人生命的血色收入及炒股類的金色收入，這個“顏色收入”的說法得到了很多人的共鳴，它形象地道出決定收入多少的不僅是才智和勤奮，更要看身份和行業！

　　北京師范大學收入分配與貧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實最近在接受《人民日報》采訪時也表達了這個觀點，李實教授強調：教育投入的價值并未充分體現，而戶籍、出身、企業身份等差別，已成為拉大收入差距的推手。

　　五色錢

　　相關研究領域的專家認為，目前中國人的收入大致可以分為五種顏色——白黑灰血金。

　　根據互動百科網引用的解釋，五色錢當中，白色收入指正常的工資、福利等合法收入；黑色收入指通過貪污受賄、偷盜搶劫、欺詐販毒等違法手段獲得的非法收入；灰色收入指介于合法與非法之間的收入，在我國當前非常普遍；血色收入指那些突破人類文明底線，以犧牲他人的生命和用鮮血榨取的收入，如黑磚窯、黑煤窯等；金色收入指利用黃金、股票、期貨等資本獲得的收入。

　　專家認為，這五種顏色收入既依據了收入的合法性，也參考了社會道德標準，基本概括了當前中國收入分配的主要渠道和方式，是一種容易被人們接受的、形象化的描述當前收入的表達方式。

　　收入差距中員工素質只占1/3因素

　　本月16日，國家統計局發布2009年度在崗職工年平均工資調查報告。根據該報告，2009年全國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為18199元，而國企在崗職工年平均工資為35053元。這與李實之前提出來的因為企業身份而造成收入差距的判斷正相吻合。

　　李實：(從2009年開始，分別主持國家發改委收入分配司課題《公共政策與收入差距》、發改委“十二五”規劃前期重點課題《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目前兩組課題正在進行中。)

　　從中國統計年鑒上看，壟斷行業收入遠遠高于社會平均收入。目前，電力、電信、金融、保險、煙草等行業職工的平均工資是其他行業職工平均工資的2至3倍，如果再加上住房、工資外收入和職工福利待遇上的差異，實際收入差距可能在4至5倍甚至更高。很多數據和分析都說明，對于壟斷行業與其他行業的工資差距來說，人力資本等個人稟賦并非是主要的決定因素，這些壟斷行業的員工素質、平均學歷高是其中一部分原因，但是它僅僅也就解釋1/3的差距，造成工資差距的2/3的原因是壟斷帶來的。

　　我國現在一些壟斷行業吸引了很多人，其進入門檻相當高，難度幾乎相當于公務員考試。很多壟斷行業的崗位是供不應求，企業在招聘時也都把戶籍作為其中一個重要條件，甚至是先決條件，因為招聘外地戶口的員工，企業必然增加很多負擔，這也導致了目前的一個亂象——國企內部也存在著兩種職工，即所謂體制內的員工和體制外合同工。體制內的員工在編制之內，不管干好干壞拿的都是高工資，而體制外的合同工其實就是農民工，工作強度大、工作條件差，工資水平還很低。這些合同工其實很多都是農村戶口或者外地戶口，因為戶籍等各種原因沒辦法進入編制內，一個戶籍差別讓他們的收入差距一下子就拉開了。

　　不同戶籍，勞動力受到差別待遇

　　由于是外地戶口，很多“蟻族”在為工作奔波時付出了種種代價，其中之一就是到“黑市”買戶口。去年本報的一篇調查《假戶口如何混進真戶籍》就顯示，為了上學或找工作的便利，一些外來人口會出2萬到10萬的代價來求得北京戶口，而據報道今年以來北京等地黑市為應屆畢業生“代辦戶口”的價碼已經漲到10萬元以上。

　　李實：我們現在能做的其實就是削弱戶籍本身在勞動力市場的影響，不要讓戶籍成為勞動力識別的標志。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因為不同戶籍，勞動力在市場上會受到差別待遇，這也是戶籍成為拉大收入差距推手之一的一個重要原因。你看現在很多單位招工，直接就要求是北京戶口，還有很多國家企事業單位接收應屆生，給非北京戶口的畢業生的名額也非常少，這都加高了農家子弟進入城市的門檻。如果不能通過提高受教育水平進入城市，鄉村里孩子還有什么更好、更積極的渠道來進城、來改變自身命運呢？

　　可按照對城市貢獻大小來確定戶籍

　　2008年以來，廣東、浙江、湖北、上海等地紛紛推行居住證制度，逐漸實現外來人口真正享受與城鎮居民相同的就業、社保以及子女義務教育等政策。而來自重慶的人大代表韓德云在2006年就提出建議，通過城市戶口配額轉換方式，建立“農民工身份轉換制度”，以打工年限換城市戶口。

　　李實：說到底，在城鄉差別特別大的時候，解決戶籍制度是困難的，即便是同樣的工資條件，大城市的公共服務、社會保障對外地人口也有巨大吸引力，這樣大城市就面臨著很大的人口壓力，也導致了大城市沒有解決戶籍問題的動力。

　　即便現有的戶籍制度不能取消，但是戶籍制度應該是靈活的，不能一成不變，可以采取過渡性的辦法。根據外來人口的居住年限，比如5年、10年，納稅年份等條件來確定戶籍，也就是說以這位居民對城市貢獻大小來確定他的戶籍。

　　如同購買社會保險一樣，支付多少就享受多少，如果一個居民向城市交納了足夠多的稅收，為城市發展作出了貢獻，那么他就應該有權利享受到這個城市的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具體如何規定，各個城市可以有差別，但是這個原則應該堅持。

　　農村勞動力進入城市后，隨著技術水平、人際關系、人力資本等積累，工資也會逐步增加的，未來的5到10年里，城鄉之間的差距不會出現大幅度擴大的情況，當然，要出現縮小的趨勢也是很困難的，我估計城鄉收入差距還是將在3倍到3.5倍之間浮動。

　　邁不過戶籍，能不能善待他們的子女

　　由北京市政協組織完成的《促進首都人口與資源環境協調發展的調研報告》顯示，在京接受義務教育的外來務工人員隨遷子女已由2000年的9萬人增長到2009年的41.8萬人，占學生總數的40%，其中66.9%在公辦中小學就讀，這樣的政策在戶籍制度暫時無法調整的時候，能不能起到緩解收入差距矛盾的作用呢？

　　李實：外來人口進入城市已經成為不可改變的基本事實，因為城市的發展需要有這么一個相對穩定的產業大軍，如果他們在基本權利比如工資、就業、社會保障等方面受到不公正待遇，對這個群體的傷害非常大。而他們中的很大一部分其實也是城市的長期居民，如果他們被看成“二等公民”，那么我們可以說，城鄉之間的這種差距經過分化和裂變，逐步演變成了大城市里居民之間的分裂，這種分裂是城鄉差距和城鄉分割的延續。

　　如果不能解決現在城市里外來人口的戶籍問題，但是能讓他們的孩子在城市里進入公立學校，享受到城市里的義務教育，不讓這些“貧二代”感覺到被城市另眼相看，就是彌補這種裂縫的最好的方式。因為在中國的傳統文化，家庭觀念是非常牢固而深厚的，只要我們給外來人口的第二代提供了好的受教育機會，就會讓他們感到最大的溫暖和幫助，這對撫平他們的心理傷口、增進他們對城市的認同感是非常有意義并且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