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 森 李 浩 吳新華 楊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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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株雜草、一只毒蛾、一頭天牛，哪怕一條微不足道的小小線蟲，它們通過自己獨有的競爭方式，與地球上的其他物種爭奪著生存資源。世界貿易的大流通，讓一些有害物種得以萬里遷徙，從異國他鄉來到中國，它們啃食莊稼、吞噬森林、傳播疫病，讓人類經歷著一場場沒有硝煙的戰爭。
這是一組觸目驚心的數字：2011年，全國檢驗檢疫系統共截獲進境植物有害生物3972種、50萬種次，其中檢疫性有害生物242種、4.5萬種次。另據國家環境保護部的估算，我國每年因外來入侵有害生物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近千億元。
一邊是生物入侵造成檢疫承載的能力趨近極限，一邊是大通關時代“快進快出”的物流要求頻頻施壓，面對雙重壓力，檢驗檢疫部門該如何抉擇？江蘇檢驗檢疫局正全力打造的“數字動植檢”或是一個可鑒樣本。
“三連冠”的背后
2009年至2011年，江蘇檢驗檢疫局進境植物疫情截獲連獲全國檢驗檢疫系統“三連冠”。
實現這一工作成效的重要原因，在于檢驗檢疫工作者的開拓膽識。分管這項工作的江蘇檢驗檢疫局副局長蔣原一語中的：“以強烈的大局意識凝聚合力，以機制創新跨越體制障礙。”
通過細致分析本局動植檢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和“十二五”時期發展的需求，江蘇局黨組站在更高的層次針對本系統區域差別大、資源分散等現實問題，決定實施“數字動植檢”工程，
以整合資源，集聚力量，發揮優勢，集成突破，加速發展。
這是十幾年的蓄勢與鋪墊，這是多年來的思考與度量，這是先行先試的號角——“檢驗檢疫模式改革與創新總得有人有地方率先突破”、“合理規劃檢測力量的布局”、“集眾智科技強檢”。
口岸檢疫專業人才、實驗室科研力量、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外力等優勢資源迅速向統一平臺集結。全省系統一盤棋，以是否有利于充分發揮人才優勢，以是否有利于充分利用實驗室資源，以是否有利于提升執法把關和服務發展水平作為一切工作的目標！
當然，在這背后與政策支持、思維創新以及對于創新工作機制、合理規劃資源利用的渴求和該局動植物監管處等部門的謀劃水平和執行力度密切相關，在無任何先例可以借鑒的前提下，該局大膽創新，闖出了一條以信息化為載體的檢疫監管新路。
如今，經過一年多時間的探索和發展，“數字動植檢”以“融合、共享、創新”為原則，集成信息資源平臺、業務管理平臺、檢測鑒定平臺和能力建設平臺4個子系統；有害生物數字標本庫、鑒定資料庫、材種資源庫、有害生物基因庫4個基礎信息庫；數字監控、視頻監控、溯源管理和防偽管理4個業務應用系統；以及有害生物遠程鑒定系統，移動終端鑒定系統和有害生物輔助鑒定系統、木材樹種鑒定系統、糧谷品質檢驗系統等5個鑒定系統，形成了信息資源全省共享、業務管理全省統一、檢測專家服務全省的格局。
一群人在國門前哨枕戈達旦，另一群人在實驗室里默默耕耘，他們都有著最虔誠的理想，有著最滾燙的熱血，捍衛著一方熱土的安全。
資源共享
江蘇檢驗檢疫系統已擁有國家級重點實驗室、區域性中心實驗室、常規實驗室組成的覆蓋全省的動植物檢驗檢疫網絡體系。
“數字動植檢”工程實施以后，全省系統實驗室可實現標本、資料、技術資源共享，相互之間可實現有害生物遠程鑒定互聯互通，從而一改以往各實驗室資源分散、各自為據的狀況，特別是解決了大批量樣品、尤其是重要有害生物鑒定需要送樣到重點實驗室時間長的難題。
這是一次林木蟲害遠程鑒定的全過程。
太倉檢驗檢疫局人員從進境木材中截獲數只天牛成蟲，隨即送樣至本局實驗室。實驗室人員懷疑可能是國內尚未截獲的一種天牛，采用遠程鑒定系統向江蘇局安主任求援——
安主任，即安榆林。江蘇檢驗檢疫局動植食檢測中心植物檢疫實驗室主任，研究員、國務院津貼獲得者。每天他端坐在計算機前，接受全省甚至全國發來的植物有害生物相關樣本。
很快，經過安榆林等人的仔細鑒定，這種天牛成蟲被確認為Mephritus blandus，系全國首次截獲有害生物，尚無中文名。
“全國系統各個動植物實驗室歷經數十年沉淀，積累了豐富的行業資源，各自收集了大量有害生物標本、鑒定資料和國內外法規信息，迫切需要各實驗室合作形成全系統資源共享。”對于口岸檢疫而言，資料、標本和信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掌握全面或獨特的有害生物標本、鑒定資料、國內外疫情和法規信息就可能掌握先機。談到資源共享時，安榆林的心情頗為急切。
安榆林的想法和先期實踐在同行間獲得了積極的響應。2010年，廣東大亞灣檢驗檢疫局率先使用了他研發的“HL-CIQ植物檢疫實驗室遠程鑒定系統”。該遠程鑒定系統將計算機圖像處理技術、信息傳輸技術與傳統顯微檢測技術相結合，實現了點對點、點對多點的遠程實時鑒定。
通過該系統，一旦截獲外來生物即可調用、比證、核對和重新建檔。檢驗檢疫人員可以足不出戶做到與植檢方面的專家面對面，共同觀察、鑒定口岸截獲有害生物，為提高植物檢疫鑒定準確率、促進實驗室專業人員學習交流創造了良好的平臺。
截至目前，江蘇、廣東、湖北、新疆檢驗檢疫局的相關植檢實驗室完成了遠程對接，實現互動互聯，資源共享、專家互動。由此，江蘇局的數字動植檢也全面進入了實際應用階段。
截至2011年底，江蘇檢驗檢疫局集全省技術骨干，通過數次專題研究，不僅進一步完善了有害生物數字化技術規范，而且借助最先進的設備已順利完成近1000種重要有害生物的數字化工作，為一線人員學習、查詢、鑒定提供了充分的保障。
監管有效
作為檢驗檢疫重點監管的對象，木質包裝是林木有害生物跨地區傳播的重要載體，許多危險性有害生物借木質包裝跨地區傳播，并對當地的農林業和生態系統造成較大威脅。
有關數據顯示，平均每100批進出口貨物中就有約30批使用木質包裝。按《出境貨物木質包裝檢疫處理管理辦法》規定，出口木質包裝須在除害處理前由木質包裝生產企業向檢驗檢疫部門申報。而使用企業在口岸通關時無須再向口岸檢驗檢疫部門單獨報檢，也就是說，出境木質包裝在離境時是否進行了除害處理并加施IPPC標識，很大程度上依靠企業的自律和誠信。
但是，無論是地方政府的執法部門還是檢驗檢疫的監管，一切都無從遏制短利企業尋找“走捷徑、求快錢”的動力。一些企業出于費用考慮或運輸時間考慮，刻意逃避除害處理，存在僥幸心理，企圖在進口國口岸蒙混過關。同時，盤桓口岸一線多年的“人手短缺”難題一直讓口岸檢疫捉襟見肘。
以昆山為例，這里聚集了全國1.9%的外資，九分之一的臺資，該口岸2011年進境木質包裝達3萬余批，而口岸檢疫監管人員卻僅有5人，面對數以萬計的貨物，檢驗檢疫人怎樣才能做到有效監管呢？
昆山檢驗檢疫局出口加工區檢疫科科長廖太林將口岸木質包裝企業歸為“721現象”，即70%企業的基本不違規，20%的企業很少違規，10%進境木質包裝企業違規現象嚴重。
針對這10%的“重點對象”，昆山局以風險管理為準則，積極研發基于信息技術的誠信管理系統，利用數字化手段，對進出口企業進行動態監管，有效地封堵了木質包裝申報、查驗環節的漏洞，監管效率大幅度提升。
“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跟廖太林感受相同的還有太倉檢驗檢疫局動植檢科科長吳建波。“我們只要依靠技術手段測試木質包裝的溫度、濕度、含水率探頭，就可以將數據實時傳輸到辦公室的電腦里，實時在線監管。吳建波稱，他們的探頭已延伸到了用于貨物處理的窯中。“雖然里面空間密閉，但除害處理的曲線圖自動記錄處理過程，在辦公室的電腦里全部都看見了。”
而在連云港。2011年7月1日，檢疫人員在對一批來自菲律賓的集裝箱裝載的鉻礦石進行檢疫時，就發現了大量紅色螞蟻。
該類螞蟻攻擊性很強，檢疫人員稱被該類螞蟻咬后傷口處有酸麻的感覺，快速鑒定迫在眉睫。通過視頻遠程鑒定系統，江蘇局植檢實驗室專家“會診”該蟻樣品為“熱帶火蟻”。
整個鑒定過程僅用了半小時，不僅為及時有效作出處置措施提供了依據，而且對全批量貨物的快速驗放提供了便利。
企業受惠
不乏創新故事的江蘇大地，政策聚焦、財力聚焦、人才聚焦，一項項力度空前的創新舉措推進檢驗檢疫部門主導的“數字動植檢”工程建設。
思想、激情、資源、科技、實驗室環環相扣。如今，“數字動植檢”實現了網絡的深度并聯，大大縮短了檢驗檢疫報告簽發的周期，原來需平均4.2天的報告送抵時間縮短至不到1個工作日，實驗室檢測周期縮短了70%以上。
對此，江蘇檢驗檢疫局動植處負責人說，“目前江蘇檢驗檢疫系統已經實現了全省范圍有害生物遠程鑒定的無縫對接，充分滿足現場第一時間驗放的需求。”
信譽與效率，對于企業來說就是利潤。
作為企業，我們迫切希望維護自身的良好信譽。” 常州市佳宇機械包裝有限公司總經理阮留林直言不諱表達了內心期望。由于公司信譽良好，2010年以前，公司生產的木質包裝時有被不法企業假冒標識的現象，為此公司一度不堪其困擾。
2010年起，江蘇局在常州率先試用木質包裝防偽新技術，通過GPS定位技術自動生成防偽碼加施于產品上，具有防偽功能的產品可實現全球溯源查詢，從而有效杜絕了假冒問題。同樣，蜚聲中外的陽澄湖大閘蟹也深受假冒困擾，蘇州局開發的二維碼防偽技術投入應用后，出口品牌大閘蟹被假冒的問題迎刃而解，有效維護了地方特色農產品良好的品牌形象，為產業增效發揮了巨大作用。
無志者千難萬難，有志者千方百計。江蘇檢驗檢疫系統的這場“數字化”工程，最終幻化出的無疑是檢疫工作水平和企業效益的雙贏遞進。
眼下，檢疫一線、進出口企業成為了“數字化動植檢”工程的受益者。該項工程的推進過程為系統內外資源合理融合與合理利用積累了寶貴的經驗。
這在江蘇檢驗檢疫局副局長蔣原看來，雖然數字動植檢工程還處在試行階段，但他對該模式的前景充滿希望，并期待能在全國檢驗檢疫系統得到認可和推廣應用。
“畢竟，我們都守在同一片國土上，肩負的是同樣的責任。”
《中國國門時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