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三公經費”，是指中央行政單位、事業單位和其他單位用財政撥款開支的因公出國(境)費、公務車輛購置及運行費、公務接待費。過去十年的全國人大代表生涯，葉青最為人們熟知的，是他堅持的“公車改革”和對“三公”公開的“疾呼”。

    2011年3月5日上午，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開幕。9點半，葉青收到一條手機短信：“公車改革已經寫進政府工作報告，你的呼吁沒有白費。”這一年開始，中央和部分地方政府也開始公開 “三公經費”預決算。今年，葉青不是全國人大代表，但他對記者說，推動公車改革，是自己這輩子最大的貢獻。”

    那一年，2011

    公車改革寫進政府工作報告

    2011年3月5日上午，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開幕。9點半，葉青收到一條手機短信：“公車改革已經寫進政府工作報告，你的呼吁沒有白費。”

    2011年7月底，杭州市級機關公車改革完成，全市87家市級機關共有800輛公車參加改革，杭州所有的市管干部都不再配備公車，改為發放補貼。這和葉青的車改思路不謀而合。杭州模式至今也是葉青最為肯定的地方車改樣本。

    2012年政府工作報告又提出深化公務用車制度改革。當年國務院批轉發改委《關于2012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點工作的意見》，其中明確提出要推進公務用車制度改革的指導意見，適時出臺中央和國家機關公務用車制度改革方案。

    很多人都相信，這些變革和葉青長期堅持呼吁很有關系。

    那一年，2003

    “廳官”葉青對自己的“車改”

    還在大學時，葉青就動用所有的渠道呼吁公車改革。他還說：“如果哪天我做了官員，第一件事情就是推動公車改革。”他留校后，仍研究公車改革，講財政改革課時還專門講了公車改革。

    葉青在2002年3月出任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學科建設辦公室主任，轉年又出任湖北省統計局副局長。上任當天，司機過來向他報到，他吃了一驚，說：“我自己會開車，你先回去，有事我再找你。”

    隨后他找到了領導，說自己剛從高校出來，不習慣配專職司機。他覺得，自己研究這么多年車改，如果也坐上公車，無疑是違背了自己的理論。于是他設計了一套模式，開始對自己進行車改。那天是2003年5月20日。

    葉青每天自己開私車上下班，單位補助500元，油價上漲之后提到1000元，其中包含了油費和簡單的維修費。他用四句話總結“葉氏車改”：“自購私車”、“市內一月1000元”、“出差(出武漢市)實報實銷”以及“建議‘雙軌’過渡”。

    葉青發現，他的車改方式可以節省大量財政支出。他以一輛價格10多萬元的機關公車為例，購車費用、修車、保險、路橋費、司機工資福利等，按最保守估算，一年花費也在10萬元左右。如果實行車改，即使每月補助1000元，一年也就1.2萬元，再加上出差的費用，一輛小車一年至少能省下來8萬元。

    那一年，2004

    第一次向兩會提交車改建議

    2004年，葉青第一次在全國兩會上提交了車改建議，可惜當時關注車改的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不多。2005年，葉青再提建議，國家發改委同時就車改問題給他和其他4位代表一起回復。2006年3月4日，全國兩會期間，葉青創建了博客，幾乎每天筆耕不輟。

    葉青的堅持開始慢慢引發社會關注。2007年開始，越來越多的記者找到葉青，他被評為“最有資格談公車改革的人”。葉青有時每天要接3個記者的電話，講座也變成了每周一次。

    那一年，2009

    呼吁設立“公車改革試驗區”

    因為葉青年年提交車改建議，2008年全國兩會后，他接到中紀委的電話，電話里中紀委官員說，他們會積極考慮他的車改建議。2009年全國兩會上，葉青呼吁設立“公車改革試驗區”，率先啟動公車采購、使用的改革試點。2010年兩會上，他又提出，要廣泛推行公車改革，中央就要盡快出臺指導性政策。

    2011年，公車改革終于被寫進政府工作報告，中央和部分地方政府也開始公開 “三公經費”預決算。

    那一年，2012

    建議公車加裝GPS方便社會監督

    一直關注公車改革的葉青曾在2012年兩會上對記者透露，他看到的一份權威調查報告稱，“全國的公車大致是230萬輛，開支在1500億元到2000億元之間”。這個報告中的幾個例子讓葉青目瞪口呆：有一部公車一年的維修花了10萬元錢，有一部車一年換了40個輪胎。

    2012年兩會期間，葉青的公車改革建議增加了許多具體內容，包括以公務員工資中的“地區補貼”的20%到30%作為交通補貼、公車加裝GPS、使用專用車牌，以方便社會各界監督公車私用等。

    推廣車改的方式，葉青總結是“3加2”：不拒絕采訪、不拒絕約稿、不拒絕講座邀請，加一個博客、一個微博。他自稱想做個“言官”，而非“權官”。他覺得，“說這些如果可以推動中國的公車改革，比自己做多大的官要重要得多”。于是除了上班之外，葉青幾乎所有的時間都花在奔走呼吁公車改革上。

    葉青有一輛自行車，專門停放在湖北省統計局7樓辦公室里。外出3公里左右時他喜歡步行，外出5公里左右他都會騎自行車，上下班及外出辦事超過10公里他則開自家私車，他還稱這是“3510”法則，在很多演講場合他向聽眾推銷這一法則。他就騎著這輛自行車去參加會議、活動，到大學里去講座，繼續呼吁公車改革。

    展望

    把“三公”公開進行到底

    葉青的視野不僅局限于公車改革，他同樣致力于對“三公”中另外兩項發表看法，提出可行的建議。

    針對公款出國，葉青曾說：“我當了十年官，發現其實不少出國考察都沒有必要。這些考察并不是為了提高水平去的，而是一種待遇的體現。”

    針對公務接待，葉青則像他對“車改”的身體力行一樣，從自己的親身經歷中思考可行的方法。

    他曾建議施行公務消費發票雙重(單位與經辦人)實名制制度。也就是凡消費內容，不僅要開上單位的抬頭，而且需要在開票人出具身份證后，在發票上注明開票人的姓名。發票雙重實名制之后，經辦人一望而知，用假發票和非實報實銷的可能性會被降低。2013年兩會上，全國政協委員、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也提出相同的建議。

    他還曾建議用“企業報銷制”替代“單位報銷制”。公務接待實行“企業報銷制”后，各行政單位仍可在飯店用餐、住宿、進行公務活動，但自己只能簽單，證明自己為何消費、消費了什么、消費了多少，而不能直接向飯店支付費用。飯店要想收取費用，只能憑相關消費記錄、稅票找第三方即公務接待管理機構申請報銷，否則拿不到錢。這三者間可以形成一定的制約關系。

    2011年兩會上，溫家寶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要加快實行財政預算公開，讓人民知道政府花了多少錢，辦了什么事。2011年3月，國務院開始明令要求98個中央部門公開“三公”數據。葉青認為，這無疑是個好的開始，但 “三公”公開的格式沒有標準化模板，部門之間公開有詳有略，數據的公開仍不夠徹底。

    他曾在媒體上表示，“三公”浪費太隨意了，沒有節制。老百姓可能站在酒店外邊看到一些官員喝得紅光滿面，他們踉踉蹌蹌坐上車，不知道去了哪里。這樣的現象已經蔓延到全國各地，黨紀也沒法管，所以只能指望把“三公”節約和反腐敗結合起來，用法律的手段來進行約束。

    他建議，既然公車花的是納稅人的錢，就應該給納稅人一個公開、明白的信息。要公開公車數量，還要公開維修、保養、油耗等開支，這樣外界的監督才不會是一片空白。

    葉青十年代表生涯，伴隨著十年公車改革的呼聲，如今這一改革仍在進行中，卻有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關注公車改革的隊伍中來，讓葉青看到希望，也感到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