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條途徑均可行 轉型升級是根本 職工工資增長翻番計劃是一項系統工程，僅靠良好的愿望和漂亮口號無法實現。如何拿出實際行動，把職工工資翻番的愿景變成現實，才是問題的關鍵。 提高最低工資標準
百姓收入增長三大路徑
去年以來，各省都在年初承諾上調本地最低工資標準，浙江、廣東、福建、上海、天津、山西等多個省份先后兌現了承諾，調整幅度在10%以上。
對此，廣東勞動學會副會長韓兆洲教授認為，國際上最低工資標準是社會平均工資的40%-60%，他曾就此做過相關調查：北京是17%，廣州是23%，跟國際標準相差甚遠。“最低工資保障線對工資的增長有托底的作用，應該適量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在我國，有不少于10%的人拿的是社會最低工資標準。提高最低工資標準，能夠提高整體工資水平，縮小貧富差距，這是推進集體工資上升的‘小步快跑’措施”。
企業工資集體協商
據調查，目前企業工資集體協商制度推廣緩慢，已“協商”的企業也大多有名無實。如何發揮工資集體協商制度的優勢呢？
華南師范大學人力資源研究所所長諶新民教授認為，勞動者的工資水平，除了勞動力市場總體水平之外，最終還要靠勞動者與企業之間的博弈來完成，通過建立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實現職工工資的正常增長。政府層面可以做的事就是提供公平的制度環境，保障協商雙方利益，促使社會利益最大化，然后幫助企業職工建立獨立于資方的組織，提高集體議價能力，并在必要時提供及時有效的行政、司法救濟。
核心之舉轉型升級
一個嚴峻的現實擺在企業的面前：我國工業制造業盈利水平不高，且過多依賴于低廉的勞動成本。兩相疊加，使得勞動成本的任何風吹草動，都可能產生制造業的“蝴蝶效應”，這種趨勢已經在某些制造業發達的地區得到印證。此等情勢之下，企業職工工資翻番無異于紙上談兵。
諶新民提出：“工資上漲標準可因人而異，例如為符合產業轉型升級需求，有針對性地提高技能人才、創新性人才的工資。”以珠三角產業轉型升級為例，通過提高高技能人才和創新性人才的工資以及實現資源優化配置的功能，競爭力弱的企業就會向內陸地區遷移或者加速轉型升級，促進全國各省勞動力的優化配置。另一方面，企業通過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千方百計提高勞動生產率，也就會有更多的錢支付給勞動者。
日前，人社部副部長楊志明在全國勞動關系工作會議上透露，我國要努力實現職工工資每年增長15%，這樣在“十二五”期間就可以力爭實現職工工資增長翻番。
一石激起千層浪！其后，“給誰漲、誰給漲、怎么漲”等話題，便在社會上吵成了一團。
“工資倍增”究竟是有關部門經過縝密調研后的千金一諾，還是安撫CPI高企下民眾焦躁的又一張大餅呢？
經過多年的快速增長，我國的經濟總量舉世矚目。但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結構性的失衡也客觀存在：居民收入增長、勞動收入增長偏低，低于GDP和平均勞動生產率增長水平；分配不公，貧富懸殊明顯，基尼系數已達0.47，直逼社會容忍“紅線”……經濟改革走向縱深之際，收入分配改革便成為讓廣大群眾分享改革開放成果的必然選擇。
“中國的GDP增速現在還在8%以上，人均GDP已經達到了4000美元，要實現全面小康，我們有責任、有能力讓老百姓收入增長得更快一些。”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勞動工資研究所所長蘇海南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中國已基本具備實現“年均工資增長15%以上，五年左右就可以翻一番”“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條件”。
密集表態要漲工資
記者查閱材料發現，對于收入分配改革和增加百姓工資收入問題，中央及各部委最近一年來表態非常密集。
去年4月28日，溫家寶總理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會議提出的2010年重點改革任務中，深化收入分配和社會保障制度改革被置于突出位置。
去年5月26日，發改委等部門表示正在全國多個省份進行不間斷的調研，以研究收入分配的規劃。在此之前，全國各地也掀起了“加薪潮”，紛紛上調最低工資標準。在江蘇率先上調最低工資標準后，上海、山西、重慶、浙江等省市也紛紛上調了最低工資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