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倆在租住的小屋內整理有關工資的一些證明材料。本報記者 王磊 攝

　　昨天，建筑工人何正文得到消息，他們通過仲裁討要《勞動合同書》的案件已被受理。

　　一個月前，何正文及胞弟何正武二人，因被拖欠6個月工資，將所在勞務公司告上豐臺區人力資源和社會勞動保障局仲裁委員會，討要一份《勞動合同書》。據悉，此舉在全國建筑工人中尚屬首例。目前，兩兄弟正等待開庭通知。

　　>>起因 打工6月難討工資

　　何氏兄弟已從北辰香麓工地生活區搬了出來。當他們決定通過法律途徑討要一份《勞動合同書》時，兩人就不敢再睡在那里。

　　他們在北辰香麓工地附近找了一間出租房，每月100元。站在房前，踮著腳就能看到北辰香麓的復式洋房。

　　北辰香麓工地位于海淀區溫泉鎮白家疃。今年3月5日，何氏兄弟隨包工頭蒲坤陽從四川進京后，就沒離開過這里。

　　今年3月中旬的一個雨夜，工人生活區大鐵門緊閉，一名叫石二東的工人被趕出工地。石二東和50多歲的母親在鐵門外呆了一夜。

　　20歲出頭的石二東剛結婚，妻子智障、孩子僅一歲。去年底，木工石二東在工地發生工傷，失去工作能力。因未與公司簽訂勞動合同，北辰香麓勞務分包公司北京鴻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鴻佳公司”)不承認石二東是工地工人，更不會按照法律規定支付工傷賠償。

　　直到今年7月，公司仍不承認石二東的勞動關系。眼看石將進行二次手術，情急之下，何正文“指使”石二東母子在工地食堂“打砸”了幾次。不久，經勞動部門調解，鴻佳公司承認了與石二東的勞動關系。石二東7個月都沒有完成的工傷認定，7天后完成了。

　　石二東的遭遇使何正文也想要一份《勞動合同書》。“我三番五次找到包工頭、木工工長、分管生產的項目經理，要求簽訂勞動合同，都被拒絕了。”何正文說。

　　6個月過去了，木工何正文憑借手工技術，制造墻板模具，和幾百名工人一起建起了一座座樓房。可是，因無一紙證明勞動關系的合同書，何氏兄弟6個多月的辛勞可能付諸東流。

　　>>進展

　　討要《勞動合同書》

　　何氏兄弟稱，開工前他們曾與包工頭蒲坤陽有過口頭協議，他們工藝好，每天將拿到120-130元。今年5月20日，蒲坤陽從工地撤出不見蹤影，兩兄弟沒拿到3月6日到5月20日的工資。

　　9月5日，鴻佳公司撤出工地，非但沒給兩兄弟發放3月6日到5月20日的工資，而且僅以每天70-80元的工資標準給他們發放5月22日至9月5日的工資。

　　9月7日，何正文拿著手頭唯一的證據——估工單，在海淀區溫泉鎮勞動科門外徘徊良久。何正文說，他給鴻佳公司項目經理姚天文打了不下20次電話，對方始終不接聽。一氣之下，他走進勞動科。

　　溫泉鎮勞動科一名工作人員問：“有勞動合同嗎?沒有合同這事不好辦，只能按照北京最低工資標準，每天約30-40元。”

　　出了勞動科，他就接到姚天文的電話。何正文轉述姚天文的話稱，不要到處亂跑，三天內結清工資。

　　但是，直到9月11日，何氏兄弟仍然沒有拿到血汗錢。協調無望，兄弟二人決定通過法律途徑討要工資，并討要一份《勞動合同書》。

　　9月13日夜，兄弟倆沒合眼。兩人立了一個兄弟之盟：一旦遭到報復，只要兩人中任何一人有生活能力，必須將對方的子女視如己出撫養成人。

　　天剛蒙蒙亮，兄弟二人就將工地生活區的鋪蓋搬到了托人找的出租房里。

　　一切準備就緒，何氏兄弟來到豐臺區勞動和社會保障局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向鴻佳公司討要《勞動合同書》。

　　>>現狀 勞動合同簽訂率低

　　何大哥討要勞動合同的消息不脛而走，他陸續接到百余位建筑工人的電話，有的是老鄉勸阻，有的是陌生工人尋求幫助。無一例外，他們都沒有勞動合同。

　　何正文這才意識到，他和弟弟以及石二東的遭遇，在建筑業農民工這個龐大群體中絕不是個例。

　　2009年暑期，北京科技大學一隊學生走訪北京多個工地進行調查，調查報告顯示，經查工地，僅有7.33%的建筑工人與勞務公司簽訂了權責分明的勞動合同，26%的建筑工人在空白勞動合同書上簽過字，剩余三分之二的建筑工人沒有與用人單位簽訂任何形式的書面合同。而且，即使簽訂合同的農民工，勞動合同的副本也不在自己手中。

　　這一調查結果，得到北京市義聯勞動法援助與研究中心的支持。后者統計，2009年1月至9月，發生糾紛尋求援助的建筑業農民工中沒有簽訂書面合同的比例高達52.7%。

　　義聯李嘉健律師稱，目前通過勞務派遣的方式進入工地的農民工，勞動合同簽訂率較高，而通過包工頭進入工地的勞動合同簽訂率幾近零。在實際操作中，即使簽訂了勞動合同，合同中款項于工人不利，而且合同副本往往不在工人手中。

　　>>探因 企業為降低成本

　　李嘉健指出，新法規定，一旦用工單位與建筑工人簽訂兩次固定期限的勞動合同后，再次續簽將形成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這將致使企業用工成本增加。值得注意的是，建筑企業未與勞動者簽訂合同的違法成本就自身實力來講相對低廉。因此，用工企業盡量避免簽訂勞動合同的行為屢見不鮮。

　　不但如此，勞務公司采取靈活的用工制度，讓工人總是處于高度的流動狀態。這樣，公司也就不需要承擔工人的養老問題、社保問題，一切負擔都沒有了。

　　一個包工頭告訴記者，一些建筑業老國企當年都是正式工人，現在退休了，企業要把他們養起來。他們工齡長、工資高，還要住房、醫療保障，對企業來講成為一個很大的包袱，導致公司在市場上沒有競爭力。其他公司都是合同制，大量使用農民工，不需要任何保障，沒有一點包袱。“年輕的時候用你，等你老了就回家等死唄。”

　　的確，層層分包的用工體制讓建筑企業不需要固定工人，只要很少的一些管理和技術人員，企業可以根據工程的需要，隨時調整工人數量，降低了成本。

　　對此，北京大學—香港理工大學中國社會工作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毅博士稱，建筑行業由來已久的包工制度是導致這個行業勞動簽訂率極低的根本原因。唯一出路是，通過簽訂勞動合同，逐步取消包工制度。

　　當記者探詢為何不取消包工制度時，一位從業多年的項目經理直指資本運作的實質——包工頭不能取消，因為包工頭作為建筑公司與工人之間的緩沖地帶十分重要。在拖欠工資的問題上，包工頭作為工人追討工資的直接對象，經常背負著“黑心老板”的罪名，成為上級建筑或承包公司在道德敗壞方面的替罪羔羊。

　　10月9日，記者聯系到鴻佳公司項目經理姚天文。姚天文證實，目前，公司已經收到豐臺仲裁委員會的通知書。但是，姚天文認為，這是何氏兄弟與包工頭之間的糾紛。“每天給120-130元，只是包工頭的承諾，公司不知道，也不可能負擔。”同時，姚指出，雖然何氏兄弟給公司干活，但是沒有勞動合同，即使通過勞動部門調解，也只能拿到北京市最低工資標準一個月800。

　　昨天，包工頭蒲坤陽否認曾承諾過每天120-130元工錢。蒲稱，因為鴻佳公司拖欠并克扣他班組的錢，“我和工人都賺不到錢，如果何正文非得通過勞動部門調解，因為沒有合同，也只能拿到最低工資保障，還不如每天70-80元的工資。”

　　在此期間，何正文稱，他接到木工工長的電話，公司提高每天的標準到100元讓他們快點將工錢結了。這遭到何氏兄弟的拒絕。“我們已經做好了兩年的準備，走法律途徑走到底。”

　　如今，何氏兄弟準備到外地去謀生，躲避危險，同時等著仲裁委員會的消息。

　　執法力量不足

　　>>反思

　　2008年，北京市建委發布了《北京市建筑業農民工工資支付暫行管理辦法》等法規，確保工資的足額發放。同年，新勞動合同法的頒布也賦予了工人更多的合法權益。

　　然而，政府部門制定的這些制度完善的法律文本，貫徹效果并不樂觀。

　　北京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以下簡稱“市人社局”)熱線工作人員稱，按照新《勞動合同法》規定，如果公司不跟勞動者簽訂勞動合同，可依法討要相關賠償。但討要工資和賠償的第一步需通過勞動仲裁委員會仲裁勞動關系。

　　也就是說，因為沒有勞動合同書，農民工討要工資首先需要證明是工地的工人，但是對證明勞動關系仲裁的周期卻讓工人望而卻步。

　　上述工作人員稱：“按照規定須在60個工作日內結案，但是根本辦不到，60天連批都批不下來。”該工作人員稱，勞動局監察員數量有限，案件數量太多。

　　按照義聯公益律師李嘉健的經驗，走勞動關系仲裁到結案，在實際運作中需要1年。李律師經手的一個案件，耗時7年才走完全部程序，而且無法保證能否拿到工傷賠償。以海淀區勞動局為例，一個仲裁員有時一天開四次庭，周六、日加班審案，也無法在法定日期內結案。

　　因此，勞動合同法在建筑業農民工中的落實，陷入了尷尬的局面。

　　正如市人社局網站上對于勞動仲裁法實施一周年的總結中說的一樣：2008年，全市受理勞動爭議案件共49784件，同比增長124.63%。案件量急驟上升，人員嚴重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