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數額較小的消費糾紛，消費者在衡量維權成本后大多放棄維權，或者勢單力薄難于舉證，如果消協具有公益訴訟職能，則可以代表不特定的多數受害者依法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賠償。在昨天舉行的“消法的修訂與完善國際研討會”上，北京市消費者協會建議在《消法》中增加消費維權的公益訴訟制度。

　　建議一：

　　國務院設立消保委

　　消費者保護橫跨多個領域，但目前我國僅在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中設立了消費者保護局，行政級別偏低，權威性不足，諸多協調工作不能有效展開。

　　北京市消費者協會權益保護法學會會長楊立新建議《消法》規(guī)定，在國務院設立消費者的議事協調機構“消費者保護委員會”，負責制定、協調消費政策，主管、監(jiān)督全國消費者行政工作。

　　建議二：

　　網購增設反悔權

　　網購越來越普及，買到手后發(fā)現收到的商品跟自己想象的完全不一樣，這種情況下消費者維權難度非常大。電視、電話等遠程購物領域也存在類似情況。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米新麗教授認為，由于此類銷售方式中，消費者容易在缺乏思想準備，或無法對商品、服務的質量進行鑒別而又完全依賴于經營者提供信息的情況下，進行非理性消費，《消法》應當設“反悔權”制度，給予消費者一定的“猶豫期間”。

　　長期從事消費者保護訴訟的邱寶昌律師建議，在《消法》中消費者的權利部分，增加一條：“在直銷、非現場購物及法律規(guī)定的其他情形時，消費者享有不少于30天的試用期，在試用期限內，所購商品、接受的服務如不符合消費者的需求的，消費者可以退貨、解除服務合同”。

　　建議三：

　　突破懲罰性賠償上限

　　消費糾紛發(fā)生時，商家往往按照《消法》中規(guī)定的“兩倍”、“三倍”、“十倍”等計算標準對消費者進行賠償，但均以“消費者購買商品的價款或者接受服務的費用”為計算基準，并不足以約束那些個體侵權數額較小、主觀侵權惡意較大的不良商家。

　　多數學者認為，應該借鑒國際經驗，以實際損害數額為計算懲罰性賠償金的標準。北京市消費者協會秘書長董青表示，應取消懲罰性賠償上限，“不能讓不良商家事先已經計算出來違法成本的多少，并以此來衡量是否進行違法行為。”董青認為，現階段維權成本過高，對那些本來標的就很小的消費糾紛而言，沉默可能是消費者的無奈之選，“突破上限的消費賠償在客觀上會鼓勵消費維權行為”。

　　建議四：

　　強化廣告代言人責任

　　“毒膠囊”事件一出，有網友在微博上歷數曾為被曝光企業(yè)代言的明星，認為他們也應擔責。近年來，這樣的事屢見不鮮，明星利用其社會影響力盲目追求經濟效益，不顧產品質量為其代言。

　　對此，北京市中銀律師事務所律師葛友山提出，應當借鑒《食品安全法》規(guī)定，強化廣告代言人責任，建議《消法》第三十九條增加一款規(guī)定，即“社會團體或者其他組織、個人明知或者應知廣告內容虛假仍向消費者推薦商品或者服務，使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受到損害的，與經營者承擔連帶責任”。（記者 肖丹）

　　（北京晨報 肖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