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0日，在上半年能源經濟形勢發布會上，第一次與媒體見面的國家能源局規劃發展司司長江冰帶來了一條大新聞。他透露，《新興能源產業發展規劃》已制定完畢，預計未來10年將在核能、風能、光伏發電等產業上直接增加投資5萬億元。
這已經是3年來決策層第3次宣布對新能源的投資計劃了，且投資額一次比一次高：2007年，在《可再生能源中長期發展規劃》中，發改委第一次提出到2020年對可再生能源的投資將達2萬億元；2年后的2009年6月，國家能源局官員又透露，中國正在制定一個高達3萬億元的新能源政策計劃；而現在，這一數字升級到5萬億元。這一消息再度攪動起中國新能源業界的熱情，資本市場上多支新能源概念股紛紛漲停，甚至關于如何分食5萬億元大蛋糕的討論也開始見諸報端。
但且慢歡呼，這有可能又是空歡喜一場。盡管江冰宣布了《新興能源產業發展規劃》已經制定完畢，正在上報國務院審批。而根據過去1年多的“失敗”經驗，這一規劃能否順利通過，還存在極大的不確定性。
“國務院沒審批通過，5萬億元這個數字也不能最終定下來。”相對于外界的巨大熱情，發改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長李俊峰給《環球企業家》的評論顯得極為冷靜。同樣出言謹慎的還有國家能源專家咨委會副主任、發改委能源所研究員周大地：“我并不愿多談這個話題，因為一切都還是未知數。”據能源局權威人士透露，此前一直聲稱要出臺的新能源規劃沒有出臺，正是在今年年初上報國務院之后被擱置了下來。
實際上，在這一關系到未來10年中國新能源產業走向的國家政策上，過去1年多來發改委已經幾易其稿，并多次推遲出臺時間：去年6月1日，國家能源局副局長劉琦在國新辦發布會上表示，《新能源產業振興規劃》已形成了比較成熟的討論稿，這是官方第一次正式提出該規劃；9月，能源局局長張國寶表示該規劃已處于各部委會簽階段；當12月哥本哈根會議將新能源話題推向高潮時，規劃仍不見蹤影；后又傳出春節后將出臺的消息。3月過后，能源局卻如“失聲”了一般，再也不提新能源規劃的事。在規劃反反復復的“呼之欲出”和“不了了之”之間，業內專家已對此“不抱什么幻想”，一度熱烈追逐該熱點的媒體報道也開始顯露疲態。
誤解與理性
最近一件事讓阿特斯太陽能公司總裁瞿曉鏵感到有些“不可思議”。在他看來，關于對多晶硅產業高耗能高污染的質疑應該早就不是問題，因為包括他在內的諸多太陽能業界人士已經在無數次會議和采訪時解釋了多次。
但他最近卻再次被問及同一個問題，提問的人是清華大學的教授，起因是該教授在參加國務院的一次會議時被兩位“副總理級”的官員問及多晶硅行業污染的問題，于是才向瞿曉鏵這個清華校友來請教—這讓原本以為多晶硅高耗能高污染問題僅是媒體炒作的瞿曉鏵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
“在學界和政界，的確存在對新能源的態度截然相反的兩派。”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李佐軍告訴《環球企業家》，在制定新能源發展目標時，有人提出了新能源已經產能過剩，再進一步發展是否合適的質疑，而另一些人則堅持新能源尚在發展早期，應當“超常規發展”。“比如在制定風電規劃時，有兩院院士就主張風電只定1000萬千瓦的目標(現有規劃是2020年前達到2000千瓦)。”中國可再生能源學會副理事長孟憲淦向《環球企業家》透露。
去年8月，因為對新能源產能過剩的質疑，發改委已經將原來的《新能源產業振興規劃》改名為《新興能源產業發展規劃》，在積極的“振興”到更為中性的“發展”背后，是發改委對新能源產業發展程度的糾結心態。
在污染與過剩誤解之外，新能源規劃遲遲不能出臺的原因還在于與傳統化石能源的博弈。“傳統能源有一個異常強大的利益集團，有著更為強勢的游說能力，他們不會把自己的份額讓步給新能源。”在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院院長馬中看來，盡管政策已經明顯向新能源傾斜，但也只會增加能源未來的增量而非現在的存量中，化石能源的現有份額絲毫不能被新能源損害。
這一點，對于期待政策鼓勵的新能源企業來說體會則更為深刻。國內一家著名新能源企業的創始人認為，與傳統能源相比，新能源永遠是弱者：“在政策制定那里沒有代言人。”近兩年新能源產業表面上發展迅速，但與傳統能源集團相比，實力仍有天壤之別。
從技術角度上，這次新能源規劃也超過往屆。潔凈煤、智能電網、分布式能源和車用新能源首次被納入到規劃當中。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發改委專家告訴本刊，規劃遲遲還不出來的原因在于“一些敏感問題尚未厘清”，比如新增的電動汽車技術路線問題是石化企業還是國家電網來建充電站，仍有很大爭議(詳見gemag.com.cn《電動車往左，充電站往右》一文)。
而對于發改委制定的新能源目標，其他部委能否全數通過同意也存在變數。“目標的大小直接關系到財政部拿出補貼的多少，也關系到電監會是否有能力讓這些新能源電全部上網。”孟憲淦說，這些問題均不是短時間內能解決的。
盡管困難重重，經過3年的探索，在政策罕見的頻繁變化中也可以窺見決策層對新能源產業認識的加深：2007年8月，國家發改委出臺了《可再生能源中長期發展規劃》，其中提到2020年“可再生能源”消費量達到能源消費總量的15%。然而，在2009年9月以來，官方的這一說法卻悄然改成：爭取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的比重達到15%左右。可再生能源已經變成了非化石能源，后者增加了核能，實際上風能、太陽能的比例是不增反降了。在2010年兩會時，國務院溫家寶更是將新能源納入到“構建低碳產業體系”的宏大戰略中，節能減排這一能源使用端的低碳路線整體排在了新能源之前。
不僅是總體目標，3年來政府在對各種新能源的重視程度上也經歷了有趣的變化：在2007年的《中長期規劃》和2008年的《可再生能源發展“十一五”規劃》中，生物質能被放在了僅次于水電，高于風電和太陽能的重要程度，而本次《新興能源產業戰略發展規劃》，重點發展領域排序卻已變為核電、水電、風能、太陽能和生物質能。“從‘可再生能源’到‘新能源’再到‘新興能源產業’，這是一個聰明的變化。”周大地告訴《環球企業家》。鑒于風能、光伏和生物質能依然是昂貴且不穩定的能源，目標的修改應是從天真回歸理性的表現。
盡管目前尚難以預測這次新能源規劃何時能出臺，但面對全球日漸升級的新能源產業競爭，一部趁早指明發展方向、讓新能源企業拋掉政策變化風險后顧之憂的產業發展規劃仍宜早不宜遲。表面看來，三五年后等新能源成本降低到財政可以接受的程度再大規模啟動市場，雖然也無可厚非，但如果因此延誤了和國外的技術競爭戰機，則這個“唯一與全世界同步的產業”也難以避免再次追隨外國的厄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