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不可能一夜之間轉變身份，過渡辦法是逐步降低地方經濟發展的增速，將工作重心轉移到投資效率上來，新增的投資與基建等，放手交給民間企業實行。

　　21年的時間，中國土地價款增幅高達6732倍。

　　清華大學管清友先生取材于1989年—2010年《中國國土資源統計年鑒》、《國土資源統計公報》、《中國統計年鑒》等官方統計數據，得出中國土地價款增幅的結論：從1989年的4.47億元，到2010年的30108.93億元，21年間土地成交價款增幅達到6732倍，年均上升320.57倍。

　　這樣的天文數據并不奇怪。除了地價上升等客觀因素之外，土地溢價的最大受益者是掌握土地配置權的地方政府，裁判員與運動員集于一身，地方政府自然有足夠的動力拍賣土地、推高地價。

　　但一味痛批土地財政是思維的懈怠。我們必須追問的是以下兩個問題，土地財政推行20年有沒有合理性？有什么其他財政收入能夠替代如此之高的賣地收入？

　　必須承認，在目前的體制下，土地財政有其合理性。

　　一方面，在21年的時間里，中國經歷了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轉型過程支付了巨大的成本，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就靠土地財政支付；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不僅是公共服務的提供者，更是地方投資公司的實際擁有人，是地方國有企業的實際控制者，在某種程度上，地方政府是市場的深度參與者。

　　只要目前的體制不變，地方政府是市場參與者，是投資家，是國企贏利的擁有者也是國企風險的最后承擔者，地方政府就會維持目前的資源溢價。在土地溢價下降之后，地方政府將追捧煤礦、有色金屬甚至水資源等，能夠歸地方財政的一切資源都在上漲的范圍之內，所謂按下葫蘆浮起瓢。逐漸剝離地方政府的直接參與市場的種種身份，資源價格才能擺脫狂躁，進入正常發展軌道。

　　是否能夠找到取代土地財政的其他收入來源？答案是悲觀的。我們找不到另一種各地都有的大宗商品，能夠在短時間內取代土地收入，更找不到能夠取代土地財政的稅收收入，被寄予厚望的上海與重慶的房產稅，預計一年征收額不過數億元，與千億、萬億級別的土地收入，不可同日而語。

　　不過，再難也得改革，否則中國房地產市場癥結無解。換一個角度看，可以得出明確的結論。既然地方政府擁有土地財政是為了地方基建、地方國企轉型，最好的辦法是把地方基建公司、地方國企等資產，出售給民間投資者。這是陷入債務危機的希臘、意大利等國采取的方式，在出售資產的過程中，地方政府剝離了債務，恢復了守夜人的身份，還度過了土地收入下降的燃眉之急。

　　地方政府不可能一夜之間轉變身份，過渡辦法是逐步降低地方經濟發展的增速，將工作重心轉移到投資效率上來，新增的投資與基建等，放手交給民間企業實行。此時，房產稅等稅種有足夠的時間彌補地方財政漏洞。

　　凡是社會無法承擔的成本，都是需要改革的。土地財政就到了不改不行的關鍵時候，公眾已經無法承擔高昂的成本。

　　□葉檀(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