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征求意見稿)》(下稱《征求意見稿》)公布至今，已過半年。新拆遷條例何時出臺，還是個未知數。各地不時發生的強拆事件強化著公眾的擔憂：新拆遷條例是否難產，會否“胎死腹中”？新拆遷條例出臺，難在哪里？

　　原“拆遷條例”為何屢受攻擊

　　“惡法”、“違憲”、“地方政府過度逐利的保護傘”。現行的《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下稱《拆遷條例》)廣受詬病，有人甚至公開稱之為“天怒人怨”。

　　“《拆遷條例》之所以經常受到攻擊，主要是因為，它的出臺主要是為地方政府的拆遷提供一個依據。”一位業內權威人士告訴《中國經濟周刊》。

　　1991年，國務院出臺《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當時，城鎮住房制度改革已取得了重大突破和實質性進展，進入了全面推進和綜合配套改革的階段。“當時對于地方政府來說，出現了新的問題：以前拆遷、改造，基本上面對的是單位，是公房，大家一起開個會，發個文件就可以了。1991年前后，隨著房改的實施，被拆遷區域中，越來越多的私有住房出現，地方政府應該怎么拆？被拆遷對象應該怎么安置？地方政府需要依據。于是，《拆遷條例》應運而生。”

　　之后，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城市化的深入進行，拆遷越來越多，新情況不斷出現，比如住房商品化、房地產市場的形成等等，原有的《拆遷條例》已不能適應社會的發展，于是2001年新版的《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出臺。

　　該業內權威人士認為，盡管2001版《拆遷條例》與1991版相比，進行了進一步的改善，如改“作價補償”為按照房屋的區位、用途等市場估價給予被拆遷人貨幣補償等，但實際上只是起到了“政府拆遷的依據”的作用，對被拆遷人考慮過少。

　　2001版《拆遷條例》總則第一條為：為了加強對城市房屋拆遷的管理，維護拆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保障建設項目順利進行，制定本條例。

　　該業內權威人士認為，重點是“保障建設項目順利進行”。“當時的背景是我國經濟發展加快，各地無不大搞規劃建設，架橋鋪路、招商引資，興建項目，而拆遷成為許多地方發展經濟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所有宏偉藍圖得以實施的前提。”

　　在“維護拆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上，對被拆遷人的權益考慮較少。“所謂拆遷，其實分兩步：征收和拆遷。因為，居民房屋下面是國家的土地。要拆遷，首先是政府征收土地，并對居民進行補償、安置；然后，開發商也好，相關方也好，進入、拆遷、重建。在征收土地環節，當事人只有政府和被拆遷的居民。而2001版《拆遷條例》，實際上兩步并成了一步走，將本應在征收環節，由政府負責的補償、安置內容，交給了拆遷環節，于是出現了第三方，即拆遷人。其實就是開發商。”

　　2001版《拆遷條例》規定，拆遷人依照本條例規定，對被拆遷人給予補償、安置；房屋拆遷管理部門和拆遷人應及時向被拆遷人做好宣傳、解釋工作。“有關拆遷的事宜中，最重要也是最復雜、最難辦的，就是補償、安置。逐利的開發商能辦好嗎？”該業內人士表示，引入拆遷人，在許多地方的實際操作中，效果很明顯：開發商的積極性得到極大鼓勵，建設項目基本上能夠“迅速、順利進行”，但這種“快刀斬亂麻”式的拆遷辦法，受益者主要是地方政府。“被拆遷人幾乎沒有選擇的余地。補償標準太低，補償方式太少，拆遷方法不當。比如補償方式，雖然有貨幣補償和房屋產權調換兩種，但被拆遷人基本上沒有自主選擇的可能。”

　　要不要保留“強制拆遷”爭議最大

　　今年6月，中央電視臺《新聞1+1》欄目報道了一家位于北京鬧市區的釘子戶。

　　位于北京三四環之間的曙光西路上，幾間破舊的平房占據著馬路整整3年，因房屋未拆，新修的市政干道，在此處被迫瘦身：雙向八車道的馬路在這里只剩下兩條車道。這片房屋就像一個孤島，矗立在十字路口。對于2003年朝陽區太陽宮鄉提出的45萬元補償，戶主無法接受。在接受央視采訪時，戶主表示，要按現在的市價算。該區域目前的房價在每平米3萬元左右，按戶主的算法，這幾間平房的補償在600萬元左右。

　　看了這則報道，北方某市負責城建的劉書記十分感慨。“到底是首都，換個地方，估計早就強拆了。”

　　對于新拆遷條例，劉書記表示，自己最關心的有兩條：強制拆遷是否保留；公共利益如何界定。“城市發展，拆遷無法避免。強制拆遷要不要保留？如果不保留，政府的執行力如何確保？就像北京這則新聞，公路都修到家門口了，住戶拒絕搬遷，這時候怎么辦？是公路改道還是住戶搬遷？如果保留，在什么程度上適用？是先拆后補還是先補后拆？”？

　　《征求意見稿》規定，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對國有土地上單位、個人的房屋實行征收以及對被征收房屋的所有權人給予補償的，適用本條例。

　　“《征求意見稿》對公共利益的界定只有籠統的7條，但對于地方政府來說，這肯定不夠。比如，條例規定，‘國家機關辦公用房建設的需要’屬于公共利益的需要，但我個人認為，一家大企業落戶地方，它的廠房用地不一定比有些機關蓋新的辦公樓所產生的公共利益小。但老百姓不一定這么認為。”劉書記說。

　　華遠地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任志強則直接表示：根本就沒有非公共利益的拆遷行為。

　　“不能說《拆遷條例》是一部‘惡法’。它的出臺、內容的修改和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密切相關，并隨之進行完善。1991年，2001年，現在，又一個10年即將過去，《拆遷條例》的完善勢在必行，如何在新的形勢下，在城市化加快進行和保護百姓合法權益中間找到平衡點，至為關鍵。這一次修改，應該會改變它20年來作為‘政府拆遷依據’的主要屬性。”上述業內權威人士表示。

　　《征求意見稿》關鍵詞

　　“搬遷”

　　從標題到內容，“拆遷”二字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搬遷”。

　　“公共利益”

　　本條例適用于，因公共利益需要而進行的國有土地上的房屋征收與補償活動。有人認為，目前70%-80%的拆遷屬于商業拆遷。

　　“90%”

　　因危舊房改造需要征收房屋，未達到90%被征收人同意，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不得作出房屋征收決定?

　　兩個“三分之二”

　　因危舊房改造需要征收房屋，補償方案在報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批準前，還應當征得三分之二以上被征收人的同意。

　　危舊房改造的補償協議，在簽約期限內簽約率達到三分之二以上的，方可生效。

　　各方觀點

　　某地官員：拆遷是利益的爭奪

　　拆遷有一個特點，99戶簽署了協議，1戶沒有簽署，就無法實現交地。1戶人家足以綁架99戶人家的利益，所謂“堅持就是勝利”就是這個道理。法律規則如果在經濟上沒有可行性，即使制定，也是得不到遵守的。《征求意見稿》太注重個體的權利，而忽視了集體的權利。從法理上看，《征求意見稿》很“美”：尊重權利、尊重公益、尊重司法等等。然而，如果真照此實施，估計整個拆遷都得停止。沒有拆遷，有中國近10年快速的城鎮化嗎？有我們居住的現代化小區嗎？我處理過很多的拆遷難題，目前為止沒有發現拆遷過后導致生活困難的；而拆遷過程中的各種表演，無非是利益的爭奪而已，與法學家所說的“權利、自由”恐怕關系不大。

　　華遠地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任志強：折遷都是為公共利益

　　現在有一個重大的概念錯誤，就是在拆遷中劃分公共利益與商業利益。所有的都是公共利益。土地收益是公共利益，實現城市規劃是公共利益，商業服務是公共利益，解決就業是公共利益，提供稅收是公共利益，危房改造是公共利益……因此，沒有非公共利益的拆遷行為。立法中不應再分歧，否則又是廢物法律。

　　北大法學院教授 姜明安：新拆遷條例陷入“兩難”

　　事實上，新拆遷條例陷入了兩難境地。一方面，《征求意見稿》中的一個“90%”和兩個“三分之二”對拆遷限制很嚴。因此，新拆遷條例很難按《征求意見稿》公布。另一方面，當前，拆遷中的暴力問題、群體事件屢有發生，國務院、國土部先后發文以緩和矛盾。但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還得靠法制建設，這就要求新拆遷條例盡快出臺。我認為，新拆遷條例完全按《征求意見稿》出臺的可能性較小。一種方案是打亂《征求意見稿》，對規定嚴格的部分進行修改、緩和；一種方案是不出臺條例，直接立法，統籌考慮城市、農村的征地拆遷工作。

　　財經評論員 葉檀：土地溢價高導致新拆遷條例難出臺

　　強拆屢禁不止，新拆遷條例難以出臺，都是因為土地溢價實在太高，對于既得利益者的誘惑無可抵擋，土地財政、附著在土地財政上的新投資規劃與部門、個人利益，與土地密切相關。因此，高科技園區異化為高科技地產、文化創意園區異化為文化地產，而真正的文化聚集地如畫家村、如小吃一條街，動輒遭滅頂之災。

　　《京華時報》特約評論員 喬子鯤：政府要管住自己的手

　　在拆遷中，政府部門如何規范自己的行為，管住自己的手，走出“與民爭利”模式，重新界定政府部門的公平、公正的角色定位，這是新拆遷條例必須直面和回答的核心問題，或許也正是新條例遲遲不露面的原因所在。

　　網友：把“補償”改為“賠償”

　　新拆遷條例應該把“補償”改為“賠償”，拆遷工作才會順利。你要拆遷別人的東西僅僅補償一點行嗎？被拆遷戶對自己的財產沒有話語權，這合法嗎？為什么國家不對開發商的商品房定價，卻對被拆遷戶的財產進行不公正的定價，這難道合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