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欄的話 法律是社會生活的基本準則。審視紛繁社會現(xiàn)象,總能發(fā)現(xiàn)其與法律的關聯(lián)。法治時代的社會熱點,我們該怎么看?本報從今天起開設“法問”欄目,從法律視角對社會熱點新聞進行解讀,回應公眾對社會熱點新聞中法律問題的疑問。 從“世界末日”、“自來水含避孕藥”到“車禍案頂包”,從政治、經濟、文化、科學到食品安全,網絡謠言幾乎360度無死角地存在。 世界末日的謠言已經終結,但謠言的末日尚未有期。首個民間辟謠組織“辟謠聯(lián)盟”核心成員、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吳丹紅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部分謠言可能止于智者、止于真相、止于實名制,但謠言終結者將是法律。他的辟謠實踐證明,網絡謠言生存空間大緣于違法成本太低,網絡謠言治理應納入法治軌道。 辟謠維權面臨哪些困境? 依據(jù)現(xiàn)行法律,該如何追究網絡造謠者的責任?吳丹紅告訴記者,他將網絡謠言的追責分為三個層次:一是民事責任,依據(jù)的是民法通則,針對具體對象的謠言,被誹謗人有權提起民事訴訟;二是行政責任,依據(jù)的是治安管理處罰法,給予造謠者拘留和罰款的處罰;三是刑事責任,情節(jié)若相當嚴重,構成誹謗罪,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罪等,可以根據(jù)刑法追究刑事責任。 既然追責造謠者于法有據(jù),是否代表著治理網絡謠言并不困難?對此,吳丹紅并不樂觀。“實際上,在信息裂變式傳播的網絡時代,現(xiàn)行法律難免捉襟見肘。一般嚴重的捏造事實或造成嚴重后果的,公安機關才會立案。個人受謠言侵害,依法可以提起訴訟,但訴訟過程非常繁瑣。特別是,如果不能提供造謠者的聯(lián)系方式,法院就很難立案。”吳丹紅用“造謠的動動嘴、辟謠的跑斷腿”來形容辟謠維權的困境。 針對網絡謠言的訴訟,都面臨一個現(xiàn)實問題取證難。面對海量信息和網絡的匿名性,要核查信息真實性并追查造謠者的法律責任,非常困難。承擔舉證責任的受害人,可能還要遭遇來自網絡服務公司的阻力,后者可能以為保密為由,拒絕提供或透露相關資料。 “技術上和人力上的限制,使大部分制造擾亂社會秩序謠言的人游走于法律和道德的邊緣,很難受到法律的懲處。現(xiàn)行法律讓造謠者承擔的成本實在太低了!”吳丹紅強調。 網絡服務商在傳謠中扮演什么角色? 網絡謠言與現(xiàn)實生活中的謠言不同,它依附的傳播載體并非自行控制。網絡服務商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 “作為侵權行為的載體,網絡服務商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吳丹紅說,網絡服務商并非完全置身“謠言利益鏈”之外。不論造謠者有意無意,謠言之所以短時間發(fā)酵成熱門話題、公共事件,多數(shù)還離不開網絡服務商的推波助瀾。 依據(jù)《互聯(lián)網管理條例》,我國現(xiàn)在的網站管理實行備案登記管理制度,網站所有者對所提交資料的真實性負責,工商行政管理部門不對備案資料進行全面的審核。這項制度降低了互聯(lián)網市場準入門檻,促進了互聯(lián)網的發(fā)展,同時也為互聯(lián)網謠言滋生提供了空間。置頂、提醒、邀請閱讀評論等方法,已經成為炒熱一則謠言的“必殺技”。一些網絡服務商受益于“眼球經濟”,對謠言傳播“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甚至成為謠言始作俑者。“傳謠再辟謠”的報道模式,實際上也為謠言引來更多的關注。 網絡服務商可否通過免責聲明推卸責任? 被侵權者提起賠償訴訟時,常常會遇到網絡服務商祭出免責聲明這道“擋箭牌”。那么網絡服務商是否可以通過免責聲明推卸責任呢? 吳丹紅介紹說,被謠言侵害的個人如果提起訴訟,理論上可以將網絡服務商作為被告。侵權責任法也規(guī)定,網絡服務提供者明知用戶利用其服務侵害他人民事權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需承擔連帶責任。“關鍵問題還是在于舉證,受害人需要證明自己受害與網絡服務商的行為存在法律上的因果聯(lián)系。” “網絡服務商不能靠聲明免責。必須強化網絡服務商的法律責任,建議全國人大盡快出臺有關法律規(guī)定,明確互聯(lián)網服務商在降低、消除網絡謠言傳播方面的責任和義務。”吳丹紅說。 “在美國,法律對互聯(lián)網"與真實世界一樣進行管控"。反觀我國,并未對網絡謠言的制造和傳播進行有效的法律規(guī)制。”吳丹紅認為,謠言追責可循之法大多籠統(tǒng)、陳舊,與網絡發(fā)展速度不相適應。只有更新法律,網絡謠言的違法成本提高了,互聯(lián)網服務商的監(jiān)管職責履行到位了,謠言才能無處生存、無路傳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