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美國媒體有關蘋果“血汗工廠”的爭議有急轉直下的態勢。

　　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臺的名牌欄目《美國生活》宣布，因“內容造假”撤掉該臺揭露中國富士康“血汗工廠”的一期節目。據稱，該節目引用了戲劇演員麥克·戴西的“獨白劇”，其中一些故事細節“撒了謊”。

　　戴西的戲劇作品《史蒂夫·喬布斯的苦痛與狂喜》2010年就在美國熱播，講述了他在中國深圳富士康工廠的“親身經歷”。其中一些夸張的成分包括，“雇用12歲童工、工廠警衛拿著槍支、工人因反復組裝iPad導致手變形”等。調查者發現，戴西的“故事”很多是為了達到“戲劇效果”的捏造。

　　3月19日，富士康的發言人稱，目前沒有計劃對美國這個造假節目發起法律訴訟。事實上，今年2月，美國的勞工組織FLA(美國公平勞工協會)就表示，富士康公司并非“血汗工廠”。

　　但是，今年年初以來，從《紐約時報》等美國媒體掀起的一系列批評，已經使這家為蘋果產品做代工的全球最大的電子制造商再度蒙羞。有人在美國街頭抗議，反對蘋果產品“靠殘忍的壓榨”獲利。

　　表面上看，蘋果公司面臨輿論的壓力。而背后的潛臺詞是，“中國制造”正是依靠這種“逼近底線的競爭”，搶走了美國工人的飯碗。

　　美國總統奧巴馬兩年前就簽署了《美國制造業促進法案》，表示要全力重振美國制造業，但眼看任期終了卻并無起色。他在今年1月的國情咨文中，又把重歸“美國制造(Made in USA)”時代升格為競選主題。

　　今年是美國大選年，有分析者稱，在批判蘋果公司這一點上，美國本屆政府的競選利益，與制造業工會、勞工維權組織以及媒體的關注形成了共鳴。甚至有評論說，顯然，“總統需要一個替罪羊”。

　　短期看，伴隨美國大選進程的推進，蘋果公司及其代工工廠問題，仍會不斷爆出新聞；而從長期看，這同時預示著中美兩國制造業之間的“戰火”會愈演愈烈。

　　“金蘋果”背后，是一個頭足倒置的利潤分配“金字塔”

　　蘋果公司輝煌的成功確實容易讓它成為眾矢之的。它一度是全球市值最高的企業，全球最具價值品牌排名第一。以iPhone為例，蘋果智能手機的高利潤率讓同業者汗顏。在最新發表的一份報告里，它甚至僅以8.7%的市場占有率，獲取了整個手機市場3/4的利潤。蘋果粉絲心目中的喬布斯，就像搖滾明星一樣令人抓狂。這樣一家光芒四射的公司，其代工廠工人微薄的收入和糟糕的境遇，最容易引發人們強烈的負面想象。

　　為蘋果產品代工的富士康公司的確存在污點。此前發生的工人跳樓事件、車間污染，以及超時工作等問題，一度引發中國媒體持續關注和強烈批評，有關部門也采取了相應的加強監管的措施。不過，美國媒體這一輪“狂轟濫炸”，甚至引發那種“中國制造搶走美國工人飯碗”的“合理想象”，顯然缺乏確鑿依據。

　　眾所周知，蘋果公司是“全球代工”的經典企業。每一部蘋果手機都印有“加州設計，中國制造”的字眼，這意味著喬布斯的公司只負責設計、技術監控和市場銷售，而所有的生產加工環節都以“委托生產”方式，外包給遍布世界各地的下游制造商。

　　“我們動腦，他們流汗；我們出思想，他們賣體力”。不僅僅是蘋果，這些年來，越來越多的以高技術專利和創意能力見長的美國跨國公司，都把廉價的加工環節和生產基地，像包袱一樣甩給下游的“打工國家”。

　　從這個意義上說，全球化的分工和產業轉移大趨勢，決定了蘋果產品本來就是“跨國合作的結晶”。喬布斯的光環背后，是蘋果的全球化“產業鏈價值效應”共同締造的，他并不是“一個人在戰斗”。

　　不要忘記，雖然蘋果公司在美國僅雇用了4.3萬員工，而在全球，則有數十萬甚至上百萬勞工，共同為實現“蘋果奇跡”貢獻著價值。

　　但這個“全球制造”的蘋果，在利潤分配上卻是極端不平衡。美國《紐約時報》兩年前就對蘋果公司iPhone4的供應鏈進行解剖，結果發現，一部售價600美元的iPhone4，所需材料成本約為187.51美元。其中，約80美元的材料是韓國的產品，美國、德國和日本一些公司則提供另一些材料。在中國，富士康等企業將這些元件組裝，只得到每臺6.54美元的酬勞。而蘋果公司在每臺iPhone4上的獲利高達360美元，利潤約為60%。中國數十萬工人能夠獲得的收益，僅相當于售價的1.6%。

　　“金蘋果”背后，是一個頭足倒置的利潤分配“金字塔”，處于最低層的中國工人數量最多，得到的利潤卻最少。而富士康等代工企業出現問題后，也總是以“利潤太薄”來搪塞。

　　在媒體的批評壓力下，富士康公司宣布，今年2月開始，再次全面調漲中國內地各廠區基層員工基本薪資，加薪幅度為16%至25%。這是富士康自2010年以來第三次大幅加薪。這樣，一個初級水平的工人工資將從原來的每月1800元提高到2200元，超出了當地最低工資限額。而在三年前，初級工的月工資僅為900元。

　　但是，在蘋果利潤“金字塔”的頂端，那些人數最少、獲利最多的環節，卻沒看到任何變化。

　　分析人士指出，在美國媒體抨擊“血汗工廠”時，常常有意無意忽略的是，真正享受到蘋果豐厚利潤的正是美國人自己。因為依托中國制造，蘋果市值急速上升，管理層和投資人大獲其利，美國大量股票散戶投資者和美國各類基金，都大大受益。當然，美國消費者也享受了中國工人的廉價奉獻。

　　整體而言，美國經濟丟掉的是少量的辛苦錢，卻掙到了巨額“紅利”。“美國工人丟掉了飯碗，而美國金融業卻抓到了一只能下金蛋的母雞”。

　　能否在美國生產iPhone

　　美國《時代周刊》在金融危機肆虐的2009年，將年度人物的殊榮給了中國農民工，稱贊他們勤勞堅忍，帶領全球走出金融危機的陰影。這同時也是對中國經濟全球角色的承認。而今天，他們似乎在抱怨同樣的一群人奪走了自己的工作。

　　“美國制造”向海外轉移并不是今天才發生的。二戰之后，一些制造業曾大批向歐洲、日本等國家轉移，后來又向東南亞、拉美等第三世界國家轉移。從1990年代IT產業革命開始，尤其是中國加入WTO之后，轉移浪潮則主要涌向龐大的“中國制造”基地。

　　分析人士指出，與蘋果類似，谷歌、亞馬遜、Facebook等企業也都全球化了，Facebook在全美僅3000名高薪員工，Google美國僅3萬名雇員。互聯網行業的特性雖然表面淡化了美國制造，但卻為其智力資本、創新產品的輸出奠定了基礎。從這個意義上說，奧巴馬總統重振“美國制造”口號的真實含義確實需要澄清。

　　多數專家，包括美國本土的一些分析人士也認為，美國想讓制造業，特別是勞動密集型制造產業“回流”沒有太大可能。清華大學中美關系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周世儉曾分析，追逐利潤是資本的靈魂。不用說IT電子行業，單以制鞋這個傳統行業看，以美國的耐克鞋為例，上世紀50年代末美國耐克公司把生產廠搬到了日本，70年代又搬到韓國和中國臺灣，80年代搬到中國的廣東和福建。美國本土的制鞋業用了30年時間實現了“安樂死”。

　　據統計，1975年，在美國出售的100雙鞋中有53雙是美國制造的，到2006年降到了1.5雙。2010年中國沿海工人的每小時工資為1.2美元，而越南工人的工資為0.35美元/小時，美國為20美元/小時。如果美國要把這些生產廠移回美國，唯一的結果就是，“美國人生產的鞋美國人買不起”。

　　國家信息中心研究員張茉楠認為，“美國制造”時代能否再次來臨并非“定數”。一方面，以成本論優勢，目前美國制造業工人的平均時薪是22美元，中國工人為2美元，中國單位生產成本僅為美國的9%。而另一方面，“美國制造”是否回歸不僅僅取決于成本，更取決于產業鏈。以蘋果為例，位于美國的蘋果總部只負責產品創意、研發和商業模式設計等高端環節，其整個價值鏈卻跨越國界，利用全球的產業分工和布局實現其利潤的最大化。

　　去年2月，奧巴馬曾在晚餐會上問喬布斯，能否在美國生產iPhone？喬布斯回答，“這些工作機會回不來了”。原因并非僅僅是工人工資成本，而是美國已失去“綜合成本優勢”。蘋果公司管理層的共識是，外國工人的靈活性、勤勞與工業技能，以及海外工廠和配套設施的巨大規模與儲備，已遠遠超過美國同行。

　　美國《大西洋月刊》的分析認為，亞洲是電子器件的制造中心，中國工廠能夠更快更便宜地拿到重要零部件。中國龐大的配套產業還能提供蘋果手機不可或缺的小金屬件，比如螺絲。而美國制造業與這個供應網絡幾乎隔絕。從生產成本考慮，美國制造這些高科技小配件也不那么合算。

　　中國勞動力的優勢不只是擁有“組裝工人”，還能培養出許多具有中等技能的“產業工程師”。“他們不是能夠設計下一代iPad平板電腦的斯坦福大學畢業生，而是類似與社區學院畢業生，具有管理iPad生產線的技能”。 蘋果公司高管估計，管理iPhone手機生產線大約20萬裝配線工人需要8700名產業工程師，在美國招到這些合格的人才需要9個月，而在中國只要15天。

　　所謂“產業工程師”，其實就是指高級技工人才。據粗略估算，中國每年大約有60萬此類學生畢業，而在美國只有7萬。《大西洋月刊》稱，“我們有優秀的畢業生，問題是我們的工人階級缺乏技能”。

　　一個“好創意”，就能讓別人心甘情愿打工？

　　應該從更宏觀的視野了解“蘋果事件”的真相。

　　產業分析人士指出，美國“產業空心化”的背后，是其經濟體多年來形成的金融化和消費“泡沫化”傾向。金融服務業成為美國的主導產業，就業大多轉向華爾街等金融部門。但這些部門的就業崗位是有限的，當美國制造業崗位大批向海外轉移后，為了刺激總需求，美國普通人以大量的消費信貸，來維持中產階級的生活水平。所謂“次貸危機”，正是在這個背景下爆發的。

　　中國國家安全政策研究委員會副秘書長喬良認為，美國之所以在過去40年里把大部分中低端制造業轉移出去，是確信可以通過全球信任的美元體系，使新興國家成為其廉價的提供中低端產品的加工廠，說白了“也就是為掙美元給美國打工”。

　　但是，金融危機發生后，美國為脫困不斷實施“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濫發美元，使美元越來越弱勢，美元的信用也日益受到普遍質疑。此時，美國人那種即使沒有“實體經濟”，單靠“虛擬經濟”也能過好日子的局面，就難以為繼了。

　　少干活，多賺錢；不勞動，光享受。這類“美國病”是不可能持續的。即便有“蘋果”這樣具有相當創新價值的“造富機器”，也不能改變商品要等價交換的基本原則。如果僅僅因為一個“好創意”，就能讓別人為自己心甘情愿地打工，這同當年的殖民者用幾個玻璃球就換取土著人的黃金珠寶有什么差別？

　　喬良認為，美國經濟的優勢，是可以用美國輸出美元“綠票子”來廉價獲得全球的產品和資源。而這種經濟的缺陷也來源于此。如此一來，美國只能使自己長期處在貿易逆差狀態，即使不從中國獲得產品，也必須從其他國家獲得替代產品。

　　同時，當制造業的實體經濟大批轉移后，國內民眾的就業問題就很難解決。大量民眾不可能全部就業于高端行業，而一度容納了相當就業人口的金融服務業，由于金融危機后的蕭條而“盛況”不再。

　　喬良表示，有些人鼓噪“中國產品搶走美國工人飯碗”，只是拿中國說事兒罷了，這同壓人民幣升值是一個道理。在美國經濟“紙幣換產品”這一本質問題得到根本性解決之前，奧巴馬所許諾的“再工業化”和“五年內出口翻一番”的目標，恐怕都是畫餅充饑。

　　“蘋果事件”被歪曲的地方更在于，借助勞工組織清查“血汗工廠”的由頭，似乎得出了一個“美國制造”所失，正是“中國制造”所得的荒誕印象。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賈根良教授曾撰文稱，金融危機爆發后人們意識到，世界經濟是壟斷在跨國公司和跨國資本手中的，它們通過“兩頭通吃”的方式，把絕大部分收益都集中在了極少數壟斷資本手中。

　　蘋果公司的“全球化產業鏈”，一邊把低端制造業崗位從美國轉移出去，通過壓低中國等代工企業的工資成本獲取利潤；另一邊又在市場上形成壟斷高價，通過出售產品獲取利潤。

　　賈根良認為，這個循環的結果是：技術進步的成果基本上都以利潤形式，轉移到世界經濟中作為“中間商”的跨國公司手中了，這不僅沒有增加發達國家消費者的真實購買力，也導致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工人、農民收入長期停滯，甚至下降。

　　他稱，“跨國公司不僅造成了發展中國家，而且造成發達國家的內需嚴重不足，是資本與勞動之間收入分配嚴重兩極分化的重要成因。”

　　中國制造如何贏得“顛峰對決”

　　實事求是地看，美國的確讓出了利潤越來越低、競爭力越來越差的中、低端制造業，以及某些下游制造環節。但是，在能夠獲取最大化利潤的高端技術、專利、軍工、標準、品牌、設計等領域，“美國制造”還是留在了本土。

　　有中國研究者發現，在同時擁有波音和微軟兩大高科技企業集團的華盛頓州西雅圖市，就絲毫看不出“制造業萎縮”的半點痕跡，生產線上仍然忙碌異常，訂單排得滿滿。“參觀波音總裝廠”一直是各國游客在美國的重點旅游項目。在美國北卡羅來納州，從2002年到2005年，該州丟失的制造業工作機會為7.2萬個，其中3/4是紡織業、家具制造業和電子業的崗位。但同時，該州在利潤豐厚的生物技術、制藥等行業也產生了很多就業機會。

　　“美國制造”的重振，顯然不會重新回到“規模取勝”的階段，美國公司的企業都認為，創造較高技術含量的工作崗位，才能塑造“美國制造”的未來。正如喬布斯在晚餐會后對奧巴馬所言：“我對國家長遠未來并不感到擔心。我所擔心的是，我們關于解決辦法的討論不夠充分。”這位素以“反叛”著稱的制造業大師所鐘情的，應該是美國文化無限創新和向極致追求的冒險精神。

　　事實上，這也是“中國制造”這個國際產業分工鏈條中的“打工仔”，內心深處的夢想所在。

　　中國宏觀經濟學會秘書長王建認為，從大趨勢看，美、歐、日等發達國家和地區的經濟正逐漸進入“虛擬資本主義”，以金融服務業為核心的貨幣霸權、知識產權壟斷已成為其核心競爭力，而制造業包括重化工業，在未來還將向外大規模轉移。因此，中國新一輪的工業化，主要是承接重化工業和重型制造業轉移，從而成為真正的“世界工廠”，而不僅僅是“加工車間”。

　　有分析人士比喻，中國經濟未來真正崛起和升級，其過程，如同與武功高手過招，要學會《天龍八部》里的神功“吸星大法”。生產要素的洼地，雖是“弱勢”，但正好能把居于“強勢”的發達國家工業能力“吸”過來，這也正是有效利用了資本總是追求低成本的逐利本性。

　　不過，這“吸星大法”能否練就還必須滿足兩個條件：其一，要善于“消化吸收”，能把“功力”變成自己的；其二，要保持頭腦清醒，不能被爆長的“功力”所迷惑，進而忘了這是一場生死較量。

　　在比武過程中“練功”并不容易。

　　必須看到，在“占領華爾街”的大游行之后，美國執政者不可能僅僅把復興制造業當作忽悠人的說辭。張茉楠預測，結構失衡是制約美國經濟發展的根本性問題，在“再工業化”戰略的推動下，美國制造業正在進入上升期。

　　因此，中美之間，圍繞制造業的“戰略博弈期的時間窗口”已經打開。美國已把“先進制造”和高端制造作為突破口，一定要從制造業現代化、高級化和清潔化中尋找“再工業化”出路，如果中國在新的游戲規則和貿易規則上疏忽，“受制于人”就不可避免。“新一輪制造強國崛起之爭才剛剛開始”。

　　為了贏得這場真正的“顛峰對決”，張茉楠建議，中國必須以“空間換時間”，加快國內產業的梯度轉移和升級。在東部沿海地區，中國制造業應率先向高端產業轉移，提高核心技術的設計研發，以及創造自己的品牌。在中西部地區，可以承接沿海地區的產業轉移，利用我國加工、組裝的競爭優勢，在東西部合作之中，在高中低各個層次提升產業升級速度。

　　本報北京3月25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