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下講臺
代課教師的堅強與辛酸
最后的講臺
2008年以來，蘭州市陸續清退該市最后1240名代課教師。按照計劃，2009年底，代課教師在蘭州將成為歷史名詞。
本報首席記者 齊興福
2009年入冬的幾場大雪，將蘭州的氣溫降至冰點，榆中縣岳家巷小學早早生起了爐火。王芳一般是7點起床，收拾完家務，7點半出門。8點之前，她要趕到學校為學生生火、打掃教室。
從家到學校，王芳要走過一片收割完畢的莊稼地。榆中的初冬，冷風凜冽，寒氣在她的睫毛上結出一串晶瑩的冰花。如同腳下的阡陌，王芳的心情錯綜復雜。
1994年，王芳也是踩著腳下的這條田埂，走向岳家巷小學，開始了她長達15年的代課教師的生活。
15年間，王芳的月工資從200元拿起，直至2008年升到450元，收入十分微薄，但她“和孩子們一起，感覺生活很充實，也實現了人生的價值”。其間，王芳所在的這個群體的命運也發生了轉折性變化。
2001年，《國務院關于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決定》提出，為了調整優化教師隊伍，要“嚴格教師資格條件，堅決辭退不具備教師資格的人員，逐步清退代課人員”。
2006年3月，教育部該年度第6次新聞發布會明確表示，“在較短的時間內，將把余下的44.8萬名中小學代課人員全部清退。”
蘭州市清退代課教師問題，在這樣的背景下展開。2007年之前，蘭州市各區縣已通過不同形式，對民辦教師、代課教師進行過清退。2007年9月，蘭州市制定了《蘭州市解決農村代課教師問題工作方案》。根據《方案》，2009年底前，蘭州市將清退完最后的1240名代課教師。
“清退是大勢所趨，這一天遲早要來。”得知蘭州市要清退代課教師的政策后，王芳當時這么想。但當這一天突然來臨的時候，她竟然“有點不知所措”。
2008年底，王芳接到了學校通知，她被清退了。
“心里很難受，但又身不由己。”離開講臺后的2009年春節，王芳邁進了她46歲的生活，但“回到家后不知道干些什么好”。
2009年春季開學后，學校領導找到了王芳，稱學校人手不夠，如果愿意的話，學校可以返聘她回去。
就這樣，王芳又回到了自己心愛的講臺。不同的是，之前給高年級學生代數學課的她，去了學前班。
“班上60多個孩子，年齡小，不好管。”王芳每天做的最多的事就是給孩子們洗手、提褲子、擦鼻涕，但“畢竟還是和孩子們在一起，又找到了以前的快樂”。
莊稼地的田埂間，被村民們挖開了一道道鋪設水管的坑道。前些日子，王芳每天早上都要帶著自家附近的孩子們走過田埂，走向學校。放學后，又和他們一起回來。在路過這些坑道時，王芳要把十幾個孩子一個個抱過去。
“孩子多，抱了幾天，就抱不動了，這幾天，孩子都由家長自己送。”王芳說，她現在要做的，就是早上早一點到學校，把爐火生得旺旺的，不讓孩子們受凍。
“如果年底要全部清退，我可能又要離開教室，離開講臺，這次離開，肯定是永遠。”提及年底的“清退大限”，王芳有點傷感。
告別的滋味
2008年底，王芳在辦理清退手續的時候，拿到了1.5萬元的補償。根據《蘭州市解決農村代課教師問題工作方案》，被清退的代課教師，按一年教齡1000元/人的標準，給予一次性經濟補償。
據悉，這些補償經費由蘭州市縣(區)兩級財政分擔。蘭州市教育部門工作人員在接受媒體采訪時稱：“政府補貼1000多萬元，對于蘭州市而言，已經很不容易了。”
對此，王芳認為自己應該“知足”，相對前幾年被清退的代課教師，和她同批被清退的人“好多了”。
皋蘭縣什川鎮談應菊當代課教師的時間要比王芳早7年，但她并沒有王芳這么“幸運”。
2004年3月30日下午放學的時候，同在什川鎮長坡小學任教的談應菊等9名代課教師接到學校通知：“你們被清退了，明天不用來上課了。”
“很突然，之前沒有任何征兆。”聽到消息，談應菊的眼淚一下子就涌出來了。之前的最后一節課，她還認真地在講臺上帶著孩子們朗讀課文。
“沒有什么說法，也沒有一分錢的補償。”那天放學后，談應菊哭著回到了家中。
“一下子成了閑人，早上本應該能睡懶覺了，但到了那個時刻，又不自覺地穿衣、出門，準備到學校……”那些日子，住在學校附近的談應菊最怕聽學校廣播體操的聲音，有時自己用棉花塞上耳朵，但聲音還是鉆進了腦子，鉆到了心底。
談應菊不敢出門，害怕遇到自己的學生，害怕聽學生再叫她“老師”。17年的代課教師生涯突然就這樣結束了，突然得讓她甚至來不及和自己的學生說一聲再見。
王春秀和丈夫蘇義勇原是什川鎮北莊小學的代課教師，幾乎和談應菊同一時刻，這對夫妻也接到了被清退的通知。
“我當時代的是六年級的語文，回到家的當天晚上，班上的學生就找到了家里，說要請我繼續給他們上課。”王春秀說，她當時流著眼淚跟孩子們說自己已經被清退了，但孩子們就是不走。
幾天后，學校領導找到了王春秀，說應“家長和學生強烈要求”，要返聘她回去。王春秀回到學校后得知，她走后，學校給六年級調整了新的語文老師，但孩子們卻將教室門堵上，不讓新老師進門。
返聘一年后，王春秀再次離開了講臺，再也沒有回去。
袁維軍，54歲，原皋蘭縣黑石川鄉三合小學教導主任、校長，原福慧小學教導主任。跟談應菊、王春秀等代課教師不同的是，袁維軍是一名名副其實的民辦教師：1976年當民辦教師，直至2005年8月離開，他在教育戰線工作了整整29年時間。
29年間，他的月工資從最早的5元，一點點增加，最后離開時，每月240元。
1997年3月，袁維軍等來了他唯一一次民辦教師轉正的機會。遺憾的是，當時填了所有的審核表，教育局也加蓋了公章，但后來就不了了之，直至2005年8月被清退。在皋蘭縣，與袁維軍情形類似的還有另外6名老民辦教師。
2008年底，皋蘭縣對幾年前清退的民辦教師、代課教師進行了經濟補償，每人按照教齡每年補240元。
“目前拿到手的只有一半，今年底能拿到另一半。”袁維軍29年的教齡，應拿6960元，實際到手3480元。
“29年教齡，我得到的補償每天不到六毛六分錢，就這樣，我告別了講臺，告別了孩子，告別了我的青春。”袁維軍說，這樣的補償讓他難以接受。
腳下之路
“如果到了年底真正離開講臺，想干些什么?”采訪中，記者問王芳。“46歲了，能干什么?”她的口氣中充滿傷感與感慨。
王芳的丈夫是一名民辦轉正的老師，在榆中縣一所中學任教，大兒子正在上大學，小兒子在蘭州打工。
“家在農村，出不了遠門，出去了也找不到適合自己的工作。”王芳曾經有個不成熟的想法，想在家里辦一所民辦幼兒園，但很快就被自己否定，除了擔心自家的條件達不到幼兒園硬件設施要求外，她更擔心的是怕“挖了學校學前班的墻腳”，她不愿意這么做。
岳慶弟進岳家巷小學當代課教師的時間比王芳早3年多，2008年底，她被清退后，把家搬進了榆中縣城，專門為上初中的女兒做陪讀。
“總閑著也不是個事，想找點事做又很難。”岳慶弟這樣說。今年秋季開學后，岳慶弟曾幾次在榆中縣城轉悠，試圖找一個適合自己的工作。
“走入社會后，才發現工作真的不好找，很多地方要的人都是18到35歲，我都40多了，人家一見面就嫌年齡大。”其間，一家服裝店接受了岳慶弟，但只干了一天，她就不愿意去了，原因是蘭州幾十元批發來的衣服，老板要賣100多，她“下不了這個手”。
王春秀夫婦被清退回家后，心情非常低落。他們發現，兩口子當了10多年的代課教師，竟然成了村上“最窮的人”，家中幾間破舊的土屋與周邊人家的磚瓦房“怎么看都不協調”，甚至連一輛三馬子農用車都沒有。
接下來的幾年里，王春秀夫婦試圖通過雙手改變生活，但“談何容易”?王春秀家種著一些果樹，往年，因忙于教學，果子都批發給了販子。被清退后的第二年，夫婦倆四處湊借，買了一輛三馬子農用車。之后，他們將自家的蘋果拉到了蘭州賣。
“買賣不好做，到蘭州根本沒個固定的地方賣，處處被人追攆。”后來，王春秀夫婦好不容易在綠色市場附近找到了一個相對固定的地方，但一車蘋果要賣好幾天。
“白天還可以，到了晚上沒地方住，我們只能住在三馬子上。”王春秀說，為了能多掙點錢，賣完自家的蘋果后，他們還要批發上鄰居家的蘋果，拉到蘭州賣。很多個冬夜，王春秀夫婦蜷縮在冰冷的車廂內，想著他們的過去，想著他們的學生以及他們的未來。
4年多時間過去了，王春秀夫婦還沒有還清當初買三馬子的錢。記者采訪的時候，他們正忙著到銀行申請貸款，準備搭建一頂塑料大棚。
什川鎮供銷合作社旅社內，停放著一輛破舊的農用車，上面拉著一些低廉的服裝鞋襪。2005年8月，袁維軍被學校清退后，就買了這輛農用車，然后開著車四處趕集，做起了服裝小買賣。
這些年來，袁維軍開著自己的農用車，走到哪里吃到哪里，住到哪里，皋蘭縣大大小小的鄉鎮，他都跑遍了。但他很少去自己曾經任教過的黑石川鄉做生意，他不愿意讓熟悉的人看到他落魄的樣子。
寒冬時節，滴水成冰，但旅社的房間內沒有爐子。“一張床一夜10元錢，挺便宜的。”老袁說，雖然自己已經54歲了，但家中的生活仍離不開他每月500多元的收入。
曾在長坡小學任教的談應菊和蘇小紅離開學校后，很長時間都沒有找到工作，“一邊務農，一邊上班，哪有這樣的工作”?2008年底，她們二人分別進入了兩家保險公司，在那里，她們找到了自認為適合自己的活。
上班一個月后，談應菊拿到了自己的工資條。“1980元，是我原來當代課教師近一年的工資。”談應菊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反反復復看了好多遍。
采訪中，談應菊遞給記者一張名片，姓名的后面綴著兩個字：“主管”。“現在工作挺順利的。”談應菊笑著說。
酸楚的夙愿
接受記者采訪的代課教師中，蘇小紅是準備最扎實的一個，她背著一個很大的挎包，里面裝著10多本證件和獎狀。
跟許多代課教師一樣，蘇小紅曾幻想著自己能有被轉正的一天。9年前，皋蘭縣發出一份紅頭文件——《皋蘭縣關于選聘優秀代課教師的辦法》，其中提到，“縣上每年在全縣范圍內選聘10名優秀代課教師”。
雖然對于“優秀”的界定，皋蘭縣規定了學歷、教齡、成績、評獎，甚至發表論文、英語成績等要求，但這份文件還是給了全縣代課教師一份實實在在的希望。
接下來的很長時間里，為了達到“優秀”的標準，蘇小紅付出了艱辛的努力，并取得了一大堆的證件。
“那些年工資基本都花到了這些證件上。”蘇小紅舉例說，僅自考大專文憑，她就花去了2000多元，那是她當代課教師一年的工資。
“到頭來，這些本本都成了廢紙，吃不能吃，用不能用。”蘇小紅說。
記者采訪的當天，袁維軍沒有出攤，這是他此次出門的第四天，按照慣例，他馬上要回老家一趟。提及代課教師被清退后的出路問題，他擔憂地說，皋蘭縣什川鎮經濟相對較好，代課教師被清退后，就業、創業渠道相對多一點，在偏遠山區，上了年紀的代課教師被清退后，他們的腳步又該邁向何處?
11月23日，甘肅省人民政府網站發表了蘭州市教育局局長何泳忠就蘭州市解決農村代課教師問題答記者問。對于代課教師被清退后的出路問題，何泳忠陳述了5條意見：第一，積極向上級有關部門爭取“擇優錄考”的政策，并結合蘭州市實際做好準備工作;第二，根據代課教師的意愿，對其開展技工培訓;第三，按照甘肅省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相關政策，在制定實施意見時，優先將其納入新型農村養老保險之中;第四，對于有特殊困難的代課教師，在社會救助資金中列專項進行重點救助;第五，政府要求各部門高度關注和關心被辭退代課教師群體再就業、創業。
“我們最期待的還是第一條。”陶世權，原長坡小學代課教師，擅長英語教學，曾被抽調到什川中學教英語，采訪中，他這樣說。
陶世權被清退后，一直出門找工作，一家人的生計靠妻子的裁縫店支撐。不久前，在妻子的支持下，他買了一臺電腦。記者采訪的時候，他正在學習計算機基礎知識。
“政府有擇優考錄的政策，萬一考上了，電腦肯定能用得著。”陶世權的妻子邸維彩僅有小學文化程度，但她“長遠的眼光”，讓丈夫也不得不感動、佩服。“我們代課教師有教學經驗、有教師資格，如果政府真能給一次機會，讓我們拼一拼、考一次試，成功與否，也算是了卻了今生的愿望。”采訪中，陶世權這樣的說法記者聽到了很多遍。
“結婚10多年了，他從來沒有給我買過一件新衣服。我希望他能通過考試，當一名真正的老師，用他的錢給我買一件新衣服。我相信他有這個實力!”邸維彩的心愿有點酸楚，但她的神情中依舊充滿了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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